最擅长把中文经典
译成外文
1940年，杨宪益先生从英国留学归来，就在重庆的中央大学英文系做教授，教一年级英文。我的父亲1942年进入中央大学。
当时父亲就曾听说，杨宪益先生教课之外，还在业余时间把《儒林外史》翻译成英文，使得父亲非常地敬佩。自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外文翻译工作，就一直注重把外文著作译成中文，至今似乎仍然如此。但早在抗战时期，梁实秋先生就已在开辟一个反向领域，把中文经典著作翻译成外文，介绍到世界各国去。而长于此事者，无人能出杨宪益先生之右。
杨宪益的妹妹和妻子
杨宪益先生在中央大学任教时，小她4岁的妹妹杨静如在中央大学英文系读书。1942年，我的母亲从昆明西南联大转学到重庆，进入中央大学，同杨静如住同一宿舍。杨静如后来到欧洲留学，归国后用笔名杨苡发表文章，成为著名作家，解放后又在南京的一所大学做外文系教授。
“文革”之后，杨静如阿姨同我家终于恢复了联系，可惜我母亲已经不在了。杨静如阿姨听到噩耗，非常难过。虽然刚从牛棚受苦受难出来，到了北京，终于自由，吃喝不愁，同休养一般，但杨静如阿姨高兴不起来。除了没有找到我母亲的失望之外，她也受不了北京城里的那套虚伪。杨宪益先生出狱，他的夫人戴乃迭的英国家人都赶紧跑到北京来，了解杨先生的情况。一夜之间，杨宪益先生从阶下囚，摇身变成大花瓶。天天出入宾馆，高朋满座，政府官员簇拥前后，没人提杨宪益先生无辜坐牢的冤案，杨静如阿姨无辜蹲牛棚的迫害，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60年代初，父亲曾带我到杨先生家里去过几次，在我的记忆里，他家的屋子并不明亮，杨先生坐在屋角的沙发上，几乎像是蜷在里面，旁边的茶几上放了几本打开的书。他当时瘦瘦的，抽着香烟，有一点无可奈何的神情。杨夫人戴乃迭，倒是蛮高大，朗声说笑，给我们端茶送点心，很像尽职的主妇。他们夫妇两人，确实非常融洽和谐，就像天造地设的一对，丝毫不让人感觉他们一个是中国男人，一个是英国女人。
杨宪益与我父亲的共同之处
父亲跟我说，他同杨宪益先生特别有话讲，是因为他们对翻译有相同的看法。几十年来，父亲一直遵从严复先生的翻译理论:信、达、雅。杨宪益先生也持同样的看法:翻译第一要义，是信，译文不能离原文太远。当然光信不达，译文没人读得懂，也不行，至于雅，那就全看译者的文化修养了，外文中译能做到雅者，已属凤毛麟角，而中文外译能做到雅的，可说杨宪益先生之后，无一来者。
记得有一次从杨宪益先生家出来，父亲笑着对我说:他发现自己同杨先生的第二个相同之处。杨宪益先生自小在家里读私塾，直到12岁才到外面读教会学校。可是他从来不肯用功读书，每年考试都是第二名。很多人劝他，只要他稍微多用一点心，就可以考第一，可是他仍旧总考第二名，从来不去考第一名。父亲在浙江省立二中初中毕业时，也是全校第二名。后来参加上海市普通教育行政人员考试，又是第二名获隽。所以父亲说，他和杨先生是第二名阶级。不过父亲说:他自己还是很用功读书，很想考第一名的，只是没有考到，不敢跟杨宪益先生比的。杨宪益先生是根本不把考第一名放在眼里，绝不肯用功去争取第一名，所以才考第二名。
到底还是杨先生
我印象里，杨宪益先生讲话声音并不高，也没有举手投足的大动作，十分沉静。可父亲说，杨宪益先生确是典型的文人，才华横溢，而且是个风流才子，与人交谈，几口酒喝下，便会海阔天空，出口成章。父亲常感叹说:杨先生这样的人，在中国实在是凤毛麟角，可惜没有逢到盛世，辜负了他的才华。
我记得，“文革”刚结束时，有一次父亲对我说:杨宪益先生又回到《中国文学》去工作了，他竟然敢公开讲，刊物里的那些文字，包括小说、诗歌、评论、文章，全是垃圾，毫无价值。父亲说完，摇摇头，笑着补充:到底还是杨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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