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创始人
吴学谋已经73岁了，这个作风讲究的数学家，喜欢一身正装地坐在屋子中央，让数千本书层层叠叠地将其包围。他就是“泛系分析”学说的创立者，在过去30多年时间里，他试图用这个网络型理论实现跨学科的研究、网联和统一，从数理化到文史哲，百科并包，甚至浩瀚的
这个过于雄心勃勃的计划，在以实用型研究为主的中国多少显得有点特立独行。高深艰涩，体系庞杂，让外界长期将“泛系分析”视为“另类”，学界也对其敬而远之。
吴学谋50年代中期在武汉大学师从著名数学家李国平，后毕业分配到中科院武汉数学研究室，即后来的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九研究所。1976年，吴学谋创立了“泛系分析”学说的基础。同时，《泛系理论与数学方法》、《泛系春秋》和《泛系史记》等专著的出版，标志着泛系学说的日臻成熟。但现在这些书只是静静地躺在他的办公室，除了他自己，已无人来翻动。“最后一个学生在1998年离开了我。”吴学谋说。仅仅2年后，随着吴的退休，他精心经营了21年的泛系研究室也随之被撤销。
吴学谋的遭遇可谓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一批原始创新的缩影。据统计，在世界现有的3000余门学科当中，由中国人创立的只有30门左右。它们集中涌现在那个后来以“科学的春天”载入史册的时期。
这些学科门类众多，横贯数学、生物、气象、信息等，除了“泛系分析”以外，其他较具代表性的还有蔡文的“可拓学”、邓聚龙的“灰色系统”、钟义信的“全信息理论”、曹鸿兴的“界壳理论”、何华灿的“泛逻辑学”和张学文的“组成论”等。
这些学说和理论大多为个人提出，有些甚至还没有得到主流力量的承认，在经费申请、科研立项和学位设立等方面都毫无优势。
利益下的学术
1981年,广东工业大学数学系的蔡文认识了吴学谋。1990年代初，吴学谋步入一个低潮。这期间，蔡文和朋友曾到武汉看过吴学谋。吴坐在一个堆满了书的小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和椅子，样子颇为失意。
“很多新学科在国内还未被承认，必然导致论文发表难、评奖难和评职称难。”蔡文说，“那些硬性指标就像紧箍咒，很多人因此无法坚持下去。”
当中国的学生们纷纷离开时，另一些人却找上门来。1980年代末，一位叫山川烈的日本计算机专家找到了蔡文。他说对“可拓学”的理念非常感兴趣，希望能应用到智能电器方面。不到一年后山川烈又回来了，这次他已能自如地叙述可拓学的要义。据说他回国后真的开发了模糊芯片和模糊洗衣机等产品。
“外国人对新事物很敏感。”蔡文说，“而我们刚好相反。”
体制的症结
1986年，吴学谋主持的学术刊物《科学探索学报》因为出版社不愿意再投钱而停办，这也葬送了他建构于6年前的宏大构想――扶持所有新学科，共同团结壮大。
失去了阵地，就连吴学谋自己发论文也成了问题。他曾经把文章寄往国内一些主流学术刊物，但等到的都是“看不懂”或“稿子太多”的回复。
这个担任国际多份学术刊物副主编和编委的数学家，在国内却遭遇冷落。而且在各级科研基金的申请上，吴学谋的纪录至今仍保持为零。
“是我们的评价标准出了问题。”蔡文说，“现在我们是用跟踪式研究标准来评价新学科，而且多数是外行评内行。”
蔡文认为，跟踪式研究的其中一条评价标准是看该学科有多少个博士生和博导等。“新学科不可能具备这些，而且评审的人很可能对这个新学科一窍不通。”蔡文说。
“中国的科学体制是计划经济最后的堡垒。”蔡文说，“现在大多数的科研计划都是跟踪式的研究，没有给原创性研究提供足够的氧气。此外，关系科研、权力科研盛行也让原创性研究始终被排斥在主流之外。”
“科研领域只认第一，不认第二，如果老跟在西方后面，真正革命性的成果将与我们无缘。”原国家计委科技司副司长严谷良说，“这也是中国为什么难以产生大科学家的原因之一。”
漫长的道路
好的迹象似乎正在萌发。2003年，科技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联合下发了《关于改进科学技术评价工作的决定》，提出要“公平对待‘小人物’和‘非共识’项目”。“为创新性‘非共识’项目提供探索性小额资助的机会，促进创新人才脱颖而出，鼓励原始创新活动”。
这种新的政策正逐渐让原创者们受惠。2004年2月，包括中科院吴文俊、王梓坤，工程院李幼平、汪旭光四院士在内的鉴定委员会肯定了“可拓学”20多年的研究工作，并称“它是一门由我国科学家自已建立的、具有深远价值的原创性学科”。可拓学开始由“非共识”转向“共识”。
现在，这一批早期的原创学科大多已走过30年的历史，它们的创始人也已大多进入耄耋之年，他们境遇不同，命运各异。邓聚龙、曹鸿兴等已深居简出，钟义信、蔡文等仍活跃于学术前沿舞台；“全息生物学”的张颖清已于2004年去世，他晚年潦倒，一度靠卖减肥药度日；吴学谋则在2003年夏天被提名为工程院院士候选人，但很快就以落选告终。
“希望这片小小的土壤最终能长出大树。”张学文说。
（《南方周末》9.18 林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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