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认为，把一个皇帝、战犯改造成新人，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此书如加以适当整理，把史实搞准，把我们的战犯改造工作介绍得详实和准确一些
任务落到李文达肩上
历史经常是在偶然之间创造出来的。一天，公安部预审局局长姚伦拿了一册《我的前半生》，兴冲冲来找群众出版社总编辑姚艮，他们是亲兄弟。姚伦说，这是溥仪的认罪书，要是改成一本书，会很有看头也很有意义。
经过公安部和群众出版社再三考量，帮助溥仪整理修改书稿的任务，落到了群众出版社编辑室主任李文达的肩上。
1960年1月的一天傍晚，由公安部政治保卫局局长凌云出面，姚艮作陪，约请溥仪、溥杰和李文达到全聚德烤鸭店吃饭，共同商议改稿的有关事宜。这是溥仪和李文达第一次见面，两人的合作就此正式启动。
打算另起炉灶
1960年4月初，李文达住进香山饭店104号房间。上午，溥仪在香山植物园参加劳动，下午，他就赶到香山饭店与李文达逐章逐节地商量该书的修改问题。由李文达根据修改需要提出问题，溥仪作答，李做记录。晚饭后，李文达便在灯下裁开灰皮本的《我的前半生》，或者勾划修改，或者增写删除。大约进行了一个月，李文达的信心反而越来越不足了，他后来回忆道：“初看《前半生》稿时，没看出那么多问题。最根本的是原稿基础不行，而溥仪提供的材料又不足以解决这些问题。”显然，这项工作并不简单，而是一个难度相当大的工程。
5月，李文达把一个简要修改提纲和整理出来的部分书稿报送给姚艮总编辑和于浩成主任，他在信函中说：“有许多问题，溥仪也弄不清……请你们看后再定吧，如这样弄法不行，则另起炉灶。”
7月，李文达弄出一部整理稿，共两册16章24万字。比起灰皮本来，只是文字有所缩减和规范，条理较为顺畅了，并简要增补了1957年至1959年特赦这3年的改造生活。但李文达内心里觉得“这样写还是把这个题材糟蹋了”。于是他主动向姚艮提出，希望去东北做一次实地调查，把溥仪如何“从人变成龙”，又如何“从龙变成人”的来龙去脉搞清楚，然后再做打算。
在掌握大量素材之后，李文达终于下定决心，对《我的前半生》另起炉灶，重新写一部文学性传记作品。
四度寒暑 三易其稿
经公安部有关领导同意，李文达开始完全脱产，集中精力搞好这本书。为加快进度，出版社给李文达配了几个助手，帮助他收集资料和进行外围采访。
1961年春夏之间，李文达终于拟出一个较为成熟的修改大纲，并征得溥仪的完全同意。经出版社和公安部领导批准后，他与溥仪开始了第二次合作。
溥仪经常到李文达的小屋里来，坐在桌边的一张破藤椅上，两人开始讨论李文达前几天写成的部分，哪些需要增删，哪些不够准确，然后再商量明天要写的内容，由李文达问，溥仪答。溥仪走后，李文达就开始昼夜兼程地写作。
1962年6月，凝聚了李文达、溥仪和多位助手多年心血的修改本《我的前半生》，共计50万字，分成上中下三卷，印成十六开大字本，分送各方面征求意见。
意见反馈回来后，李文达再次动笔修改，10月，出版社又印出两卷本十六开大字本送审，其中最重大的修改是删去了有关“李玉琴”的一章。这主要是溥仪的要求，当时他与李淑贤新婚不久，书中对李玉琴写得过于动情，溥仪担心引起李淑贤的不满。
最终，李文达与溥仪三易其稿，九改九校，历经整整4年寒暑，《我的前半生》终于在1964年3月先后在北京和香港公开出版。不久，该书的英、德、日译本也由外文出版社对外发行。
溥、李两人各得一半稿费
在该书出版之前，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申伯纯等人曾建议署上李文达的名字，但多数领导考虑到本书的宣传效果和在国内外可能发生的巨大影响，认为还是只署溥仪的名字为好。李文达完全同意这样的做法。不过，群众出版社是重情重义的，付给作者稿酬时，对李文达和溥仪采取了一视同仁的态度。最终，两人各得稿费5000元。
就这样，在《我的前半生》定本中，找不到有关李文达的一丝痕迹，他成了躲藏在“皇帝”身后的影子。
（《中华读书报》9.17 蒋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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