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手走过将近半个世纪的杨米拉和杨宝禄，已成为北京东四四条胡同里的一段佳话。
维鲁玛・艾丽丝・范・霍亨多普是一位荷兰贵族小姐，自从嫁给了北京电机
五十年代:一场大雨结情缘
提起半个世纪前的浪漫相遇，杨宝禄还记忆犹新，“那是1956年9月的一天，我下班后在果子市5路公共汽车站等车，突然下雨了，我在马路对过的屋檐下避雨，看到5路车进站了，就赶紧跑过去，结果这辆空车没停下来就走了，我情急之下只好钻到一位女士的伞底下躲雨，没想到这是一位美丽的外国姑娘，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于是我们俩就攀谈起来。”
那时随继父、妈妈和姐姐来华的米拉已在北京住了3年，再过20来天就要回荷兰了。雨中的邂逅让杨宝禄和米拉暗生情愫，第二天杨宝禄就去米拉的住处找她。“我们俩很快定下了关系，我们去了万寿山游玩，去王府井东安市场买东西，还在市场内的怡生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回忆起当年的浪漫时光，米拉脸上也洋溢着幸福的神情。“我告诉他，要是爱我，就等我几年。”
回到荷兰后，米拉渴望回到中国与心上人团聚的愿望并未得到家人支持。米拉的母亲和二姐担心米拉嫁到遥远的国度会受苦。
但米拉还是说服了家人，“虽然宝禄比我大13岁，离过婚，还有3个女儿，但我告诉自己，‘我愿意当后妈，我会是个好后妈’。”米拉于1959年年末乘火车从荷兰经苏联，经过7天7夜的旅行，终于在1960年1月1日到达北京。
米拉回到中国那年正逢三年困难时期，物资紧缺，需要用票据购买生活用品。“我在满洲里进入中国境内时，海关人员问我是来中国定居的吗，我告诉他们我的男朋友在北京，我是来和他结婚的。海关人员还特别不理解地看着我”，米拉回忆说。
杨宝禄和米拉于1960年2月10日步入婚姻殿堂。在那个涉外婚姻并不多见的年代，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米拉在结婚前加入了中国国籍。
六七十年代:一撂账本忆往事
米拉在东四四条41号院里一住就是45年。为了照顾年幼的孩子和体弱的婆婆，米拉承担起了大部分家务活：买菜、做饭、生炉子、买蜂窝煤、储大白菜等等。
杨宝禄和米拉婚后育有两子一女，家里人口不断增多，花钱难免拮据。做事认真的杨宝禄干脆在家中实行“计划经济”，建立起家庭账本，把家中每月开销逐一记录下来。
“从房租、水电到买菜，连几分钱都不放过。”直到今天，说起家庭账本，生性大大咧咧的米拉还不大能接受。不过，她也知道，困难时期多亏了这个记账本，如果不好好计算，家里的日子还真不好过。
八十年代:一家人却要AA制
1981年，杨宝禄的母亲去世，做了21年家庭妇女的米拉决心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米拉先后在清华、北大、二外等高校担任外教。
当时，中国人兼职教课每小时才1.5元，而米拉作为外教每小时30元。
自从米拉有了自己的收入，这对夫妻就开始在家庭内部实行AA制。“很多中国人都是在改革开放若干年后才知道AA制，可我们俩很早就开始了。”杨宝禄称自己对AA制还是比较接受的。
米拉在一旁笑着接茬儿，“我出去教书挣的钱归自己支配，我的私房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他生日时我还送了他1000块钱呢！”
如今:不想搬家仍住大杂院
由于各种原因，74岁的米拉没有退休金。“她患有心脏病、类风湿等多种疾病，每月开销不少，可现在只能靠我的退休金养老”，87岁的杨宝禄不无感慨。米拉却并不后悔嫁到中国，她知道如果留在荷兰，凭着贵族身份她肯定能获得不错的生活保障，“但到中国来和心爱的人生活在一起，我觉得更踏实、更幸福！”
米拉现在的健身方式是扫大院。“米拉的人缘可好了，这院里院外的大人孩子叫她奶奶、大妈、大嫂的什么都有，跟北京人没有两样。”说起老伴儿，杨宝禄很骄傲。如今，杨宝禄和米拉的孩子们都已成家立业，大女儿索菲还远嫁荷兰，可老两口还厮守在东四四条41号这套只有40多平方米的平房中。“这儿虽然条件不如楼房，可我们住惯了四合院，也不想再搬了。”杨宝禄说。
(《北京青年报》10.22 肖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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