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提出：“能否让我们去实地看一看？”刘说：“我
第二天一早，刘家瑞带了一辆上海牌轿车，陪我们去肥西。路上他向我们交代，不要说我们是北京来的。车行约一小时多到了试验区，就看到了一种特殊的景象：已经黄熟的麦子，呈高矮不同的三层楼式的分布，大片是长得又密又高的麦子，有一部分则矮一些，小部分的麦田则更矮。老刘说：“长得最高最好的是包产到户的，矮一些的是包产到组种的，最矮的是生产队集体种的。”
7月初，我们一行回到北京，向社科院副院长宋一平汇报，他提议我们把有关试点情况写个报告。
9月中旬，我们写成了《包产到户问题应当重新研究》，送给宋一平。不久，宋一平告诉我，邓力群同志看了报告后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件明确讲过‘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四中全会的文件也讲了‘不要包产到户’，我们社科院公开讲‘包产到户问题要重新研究’，不妥。”所以宋一平决定，原定在《未定稿》正刊刊发的这篇研究报告，现在不发了，改为在增刊上发，印200份。
11月3日，《未定稿》增刊印出了这篇研究报告。很奇怪，越是印得少的东西，越有人注意，越有人看。这份《未定稿》增刊传到了安徽，万里等同志都看了。万里后来在一次干部会上说，最早为包产到户做宣传的文章，是社科院同志写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10.16 陆学艺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