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处级干部的职务犯罪案件屡见报端。仅以今年为例，原重庆市煤矿安全监察局科技装备处处长吴某在2005年初至2008年1月间，利用职务之便，先后受贿共40余万元；原江西省交通工程咨询监理中心主任(处级)卢某多次非法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85.36万元、欧元5000元，并
“处长官儿不大，腐败案值可不小。”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李春雷说，这些在行政序列中较低级别的官员手中掌握的权力却不能小看，尤其是建筑、税务、土地、电信等要害部门，一旦案发，动辄百万甚至千万元。
自2006年以来，合肥市两级法院共审理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案件39件39人，其中县处级干部33人。“犯罪嫌疑人大多数为处级干部，年龄结构也呈现出‘中间多两头少’，并有低龄化趋势。”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有关人士介绍说，39件案子年龄在30岁至40岁的有18人。
“在我们查处的贪污腐败的案子中处级干部也占了大头。”浙江省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倪集华说，浙江全省每年查处处级以上干部110至120人，其中约100人都是处级干部。
权不小，一句话涉及成千上万
一般而言，处长作为相对较低级别官员，并不具有决策权。李春雷分析说，他们只是决策后的具体执行者，签字决策权在司局长甚至更高级别的官员手里，但作为上情下达的中间层，处长拿出的意见往往最有分量。于是，权力在处长这个政策的执行者这里，发生了变异，成为一部分处级干部以权谋私、贪污腐败、权力寻租的绝佳手段。
“交通、财政、规划等要害部门的‘权力’很大，但实际上却分解在几个关键处室中，具体权力又落到了几个人手里，一个处长的一句话就可能涉及成千上万的资金和项目。”李春雷说，一般情况下，如果没有大的问题，他们的意见就会被采纳，权力就名正言顺地搭上了“利益的快车”。
建立有效的行政决策负责机制
倪集华认为，处长们长期在一个部门或者一个领域工作，精通政策，不大挪动，没有一把手变化频繁，这也是他们容易发生职务犯罪的原因之一。
在庞大的官员序列中，处长是一个数量众多的群体。如果任由“处长现象”愈演愈烈，对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将是巨大的束缚和阻碍。
“处级领导腐败是一种结构性腐败，其根源在于体制内部的某种失调，窝案与串案便是其典型反映。”李春雷说，清除腐败要靠法律严惩，也要靠制度建设。
有专家指出，目前，“现官不如现管”、“官大不如管大”的制度安排，让“现管们”手中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上级领导过于宏观的指示，政策的模糊性和解释的可筛选性，给处长们留下了很大“欺上瞒下”的空间。
“当前，我们有纪委、监察部门的监督，也有检察机关的监督。”李春雷表示，但要根治“处长腐败现象”，最重要的还是要变形式监督为实质监督。反腐败工作既打“老虎”，又要收拾“苍蝇”。建立有效的行政决策负责机制以及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自由裁量权，切断“公权”与“私利”的内在联系，对于遏制处级干部贪污腐败很有帮助。
（《法制日报》11.11 徐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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