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虞孙“文革”前曾担任《解放日报》副社长、《文汇报》总
“人们对这门学问,确实积累了不少经验教训。例如,封建皇朝,曾经有不少人,真心为皇帝着实动脑筋,极其直谏,力竭声嘶,可是往往落得一个丢掉脑袋的下场”,“因此,那些要保乌纱帽的官儿们,为了保脑袋――试问脑袋都不保了,还到哪儿去找戴乌纱帽的家伙呢?――便总结出了一个诀窍,叫做:‘多磕头,少说话’”。
不过,“人长着一个脑袋到底有什么用的问题并没有解决”。陈先生“庆幸”自己在垂暮之年碰上了这个问题,“文革”中不是强调“不理解也要执行”吗?“你们看,全国八亿个脑袋就只他一个脑袋行,你们七亿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脑袋都不行。你们不理解也要执行。你们干脆把脑袋上缴得了。谁不照办,索性把你的脑袋砍掉了。这就叫革命。可算是最最最最彻底的革命了。如此一转眼就十年。这是失去了脑袋的十年。要说实效呢,并不小。试看,万马齐喑,一片荒凉,如入无人之境。人而亡头,国将何有。”
三十年前开始提倡的思想解放,就是要破除“现代迷信”。痛定思痛,陈先生痛感那场巨大灾难的最主要原因是人们失去了自主的思想,结果是“人而亡头”、“失去了脑袋的十年”,所以他才提醒人们要“真正发挥自己脑袋的用场”,疾呼“还我头来”。三十年后,人们可还记得他的呼声?
(《经济观察报》11.10 雷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