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播出的《追忆女作家萧红》，再现了这位女作家短暂而坎坷的一生，关于她的童年、写作、情感以及死因，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
与鲁迅的友谊
1932年到1934年，萧红开始在各种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她与萧军共同出版了小说散文集《跋涉》之后，更引起文坛的关注。
由于日伪对进步文化人的迫害和镇压加剧，两萧也上了黑名单，1934年五六月间，他们秘密离开哈尔滨去青岛。在这里，萧红完成了她的成名之作《生死场》。
1934年11月，萧红、萧军从青岛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给鲁迅写信。鲁迅接信后约两萧到虹口内山书店会面，后来许广平带着海婴也来了。许广平看萧红，是“中等身材，白皙，相当健康的体格，具有满洲姑娘特殊的稍稍扁平的后脑，爱笑、无邪的天真。”这位来自北方的姑娘给许广平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两萧把《八月的乡村》手稿交给鲁迅，请鲁迅指导和帮助寻找书店出版。他们也开始了在上海的创作。萧红又写了《小六》、《过夜》等作品，她把《小六》寄给鲁迅，鲁迅收到后推荐给《太白》半月刊，很快就刊出了。与此同时，萧军也写了《职业》、《樱花》、《货船》、《初秋的风》等，经鲁迅的介绍，先后在几个刊物上刊出。
在鲁迅的眼中，萧红只是个大孩子。鲁迅曾多次提醒她，在上海的环境中不要把自己从北方农村带来的“野气”改掉，不要沾染那种“扭扭捏捏，没有人气，不像人样的江南才子气”。鲁迅还在写作方法上具体地指导和培养她，他希望萧红“最好是常到外面去走走，看看社会上的情形，以及各种人们的脸。”
两萧搬家后，房子大了，就想请鲁迅来作客，但鲁迅实在太忙，一直未能如愿。终于在1935年5月2日，鲁迅和许广平带海婴一同去看望萧红和萧军。鲁迅全家的到来，使得他们非常兴奋和欢喜，就一起出去吃了午餐。这次见面后十几天，萧红完成了长篇回忆散文《商市街》。
萧红没有辜负鲁迅对她的期望，在新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创造了瞩目的业绩。《生死场》是萧红的代表作，也是三十年代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之一，这部作品的问世，奠定了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鲁迅很喜欢萧红的作品，当他读到萧红到上海不久创作的《小六》时，就说：“不是客气话――充满着热情，和只玩些技巧的所谓‘作家’的作品大两样。”鲁迅看了《生死场》后，觉得萧红“描绘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拿到《生死场》书稿后，鲁迅就托人把这部稿子送到各方面去“兜售”，希望能找到可以公开出版的书店。在半年时间的焦急等待中，萧红不止一次地写信问鲁迅，鲁迅总是耐心地回答她。
等到《生死场》准备出版时，叶紫的《丰收》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已出版，都有鲁迅写的序。萧红就写信给鲁迅说：“他们的书都有您给写的《序》，我也要!”鲁迅接信后，就连夜为《生死场》写了《序言》，第二天即寄给萧红。
鲁迅对萧红并不一味袒护，他一方面肯定她的点滴进步，另一方面对她思想和创作上的弱点，也总是给以实事求是的批评和帮助。鲁迅在为《生死场》写的序言中说：“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短短一句话，既赞扬了萧红在叙事和写景上的长处，又婉转地点出了萧红在刻画人物形象方面不够生动，流于自然主义的弱点。
1936年3月，两萧搬到北四川路底的“永乐里”居住，意图是离鲁迅更近一些。自此，两萧“每夜饭后必到大陆新村来，刮风下雨天，几乎没有间断的时候。”他们谈天说地，拉家常，说到好笑的事，鲁迅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
萧红在鲁迅家吃饭时，常常会露一手，什么韭菜合子、合叶饼、特别是做饺子，又快又好。鲁迅对萧红可说是百依百顺，只要萧红提议做什么吃，鲁迅总是同意的。吃过晚饭，萧红经常随鲁迅一家一起去看电影。
在爱的漩涡中
自从《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问世后，萧红和萧军成了文坛上令人瞩目的一对文学夫妇。在人们眼中，他们是那么幸福、和谐、快乐的一对。
但萧红心中似乎隐藏着什么痛苦，为了解脱苦痛的情绪，她常常整天整天地待在鲁迅家中，许广平只得放下手中的家务，陪着她。
萧军对待萧红，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我像对待一个孩子似的对她‘保护’惯了，我也很习惯于以一个‘保护者’自居，这使我感到光荣和骄傲!”有时朋友来聊天，谈到创作，萧军随口说：“她的散文有什么好呢?”萧红听了，气就会不打一处来。萧红是被社会承认的女作家，这种评论严重地伤害了她的自尊心。
早年的贫困、漂泊，使萧红的身体一直很衰弱，对于体弱多病的妻子的心态，粗壮如牛的萧军无法全部理解，往往一个疏忽，惹得萧红不高兴，心里就结下疙瘩。
1938年，萧红随“西战团”先到西安。萧军在随后拿到了去延安的通行证。到延安住了半个多月，丁玲和聂绀弩约他去西安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他同意了。
在临汾的分手，两萧心中都很明白，这将是永久的分离。也许失去的东西更觉珍贵，萧军抱着一线希望，于四月初和丁玲、聂绀弩从延安到达西安，想再见萧红一面。当他们一行刚走进一所中学的院子时，“西战团”的一个团员看见丁玲，就喊：“主任回来了!”听到喊声，萧红和端木蕻良一起从丁玲的房里跑出来，他们以为迎接的是丁玲，没想到旁边却站着风尘仆仆的萧军，两人都愣住了。萧军虽有思想准备，但看到他俩一同从屋子里出来，心中总有一股说不出的酸楚味。
萧军和端木礼节性地拥抱后，进屋洗脸，萧红也进了屋，站在一边微笑地说：“三郎――我们永远分离罢!”“好。”萧红听到萧军说声“好”字，很快地走了出去。
据后人披露，当时萧红已有了身孕，是萧军的，所以萧军建议是不是等生了孩子以后再离，孩子可以由他抚养。可是萧红离心已定，也不愿把孩子给萧军。
其实，当时两萧戏剧性地结合，舆论天平的砝码就是倾向萧军的，因为是萧军把危难中的萧红解救出来，一个强者救了一个弱者，一个给予，一个得到，本来就是不平衡的。以后萧红再怎么把全部的爱献给萧军，人们都认为这是她应该做的，这一点使萧红非常伤心……从此，萧红和萧军各奔东西，再也没见过面。
痛苦地离世
1940年1月，萧红和端木蕻良乘飞机到达香港，住在九龙尖沙嘴一间狭小的房间里。萧红常常咳嗽、头痛、失眠，但她还是勤奋地写作，把《呼兰河传》脱稿后，又开始创作以“九・一八”事变后祖国半壁山河沦陷为背景的长篇小说《马伯乐》。
小说上半部于1941年1月初版，同年，香港《时代批评》开始连载《马伯乐》下半部，直到1941年秋第九章结束时，萧红因病重而辍笔。
1942年1月12日，萧红被送进香港跑马地养和医院。医生会诊后，萧红被送进手术室……这次手术加速了萧红的死亡――她被不负责任的医生误断为喉瘤，喉管开刀，致使病情剧转，痛苦万分。
1942年1月18日，萧红转入玛丽医院，重新动手术，换喉口的呼吸管。19日夜12时，萧红用手势对好友骆宾基表示要笔，她在纸上写道：“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这是萧红最后的呐喊。
22日黎明，当骆宾基再次来到玛丽医院，发现门口已换上了“大日本陆军战地医院”的牌子，上楼一看，萧红已经不在了。几经辗转找到端木，才知道萧红被转移到一家临时病院，已告病危，眼下还缺少一笔丧葬费。骆宾基向人借了20元钱，交给端木。
上午9时，当骆宾基和端木终于赶到这所临时病院时，只见萧红身上盖着毛毯，仰脸躺着，脸色惨白，合着眼睛，头发披散地垂在枕后，脸色逐渐灰黯，喉管开刀处有泡沫涌出……11时，萧红吐出了最后一口气。
压题照片：1936年萧红在日本
（《萧红传》丁言昭著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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