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指出，“高危人群”指具有高危行为的人群。主要包括静脉吸毒者、同性恋、“性工作者”及其顾客，以及多性者等。而“脆弱”则是指“暴露于危险或威胁之中，且对危险和威胁所带来的影响缺乏应对能力”。
我国目前有1亿多农民工，他们受教育程度低，技术技能低，获得信息和资源的程度低，收入低，流动性大，生活、安全、卫生条件差，性冲动化解能力差，艾滋病防范意识薄弱，缺乏医疗卫生服务和应对艾滋病的指导，是一个脆弱人群。研究表明，艾滋病往往倾向于袭击那些由于各种原因而遭受歧视或被边缘化的个人和群体。“2006年实施的‘全国农民工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工程’，就更容易加深人们对农民工的偏见和误解。”张开宁说。
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教授沈海梅认为，把农民工与艾滋病联系在一起，已经赋予了农民工一种新的社会角色。她说：“这种关联，一方面会使农民工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另一方面，把农民工与艾滋病并置在一起，也存在危险性。社会上对艾滋病不了解的恐慌以及厌恶，会增加对农民工的负面印象，降低社会对他们的认同，甚至有可能把农民工置于一种更加不利的地位。这种并置，也会遭到农民工一定程度的排斥，对宣传产生抵触，而削弱宣传效果。”
张开宁说：“非常重要的是，要做好工作，首先是对农民工和流动人口的尊重和保护，而不是武断地给他们贴上任何标签。”
（《中国青年报》12.1 张文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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