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我72岁时得了尿毒症，当年6月在北京协和医院做了肾移植，是协和最高龄的肾移植者。
术后情况一度还不错。后因肾动脉吻合口狭窄，血压居高不下，不得已又两次住院，准备在狭窄处安放支架。因狭窄处呈直角，且年逾古稀，安放支架的风险很大，专家会诊后决定拖
不幸的是，安放支架后又重堵，只能加强抗凝力度，除吃药外，还打针，身上经常青一块紫一块的。再加上腰椎又出了问题，导致双腿麻木，举步维艰；严重的痔疮又动辄出血和脱出，因为抗凝又不能动手术；白内障的手术也不敢动;开始还能散散步，后来连散步都不行了，外出要坐轮椅;看报、看电视、上网都要有所节制，以保护残存的视力。
总之，我全身是个矛盾体，老年病全来凑热闹。近两年，经305医院体检，我的癌细胞监测有的指标超标，除加强饮食抗癌外，只好听天由命。所幸老伴对我照顾得好，我精神也未倒。我说过：我的生存第一指标是争取活到北京奥运会，这个指标算是达到了。我好不快活！我进入了耄耋行列啦！这也可说是个胜利吧。
1996年我在访问原《大公报》著名记者萧乾时，他有句话深深震撼着我，他说：“我希望能握着笔咽气！”
他的胸怀和气度，我自然不能与之相比，我只是希望通过多练练笔，争取多看看精彩的世界，驱走一些烦恼，让心情开朗一些，脑子老化得慢一些。我抱定的信念是：能写一点就写一点，以转移视线，挤走某些胡思乱想和悲观情绪。争取活一天，就振作一天，多快活一天。在换肾后的8年间，我曾应邀为荣毅仁画册写了文字部分，又写了个剧本初稿，并在媒体上发表了一些回忆文章。
(《生命时报》12.2 计泓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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