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任化学和生理学教员
1909年阴历六月，鲁迅从日本回国。他的好友许寿裳比他早两个月回国，已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担任监学（即教务长）。许寿裳也是浙江绍兴人，19
这一段时间，鲁迅每周要上课20节以上，鲁迅教课，从不看讲义，侃侃而谈，讲话生动有趣。
据许寿裳回忆：“鲁迅教书是循循善诱的，所编的讲义简明扼要，为学生所信服。”鲁迅教的两门课程，都是用自编的讲义授课。
鲁迅教生理学时，曾应学生的要求，加讲生殖系统的内容，这在今天不算什么，但当时全校的师生都惊讶不已，鲁迅却毫无顾忌地去上课。上课前，他对学生提出一个要求：在他讲授的时候，不许笑。他曾对同学们说：“在这些时候，‘不许笑’是个重要条件。因为讲的人态度是严肃的，如果有人笑，严肃的空气就破坏了。”
这次教学效果极佳，别的班的学生，因为没有听到，就纷纷来向鲁迅要油印的讲义，鲁迅指着剩余的讲义，说：“恐怕你们看不懂，要么，就拿去。”他还鼓励学生要敢于解剖尸体，为此，鲁迅还向学生介绍自己学医时解剖尸体的体会。
铃木用日语上课，而且不发讲义，上课时讲一句日语，就由鲁迅把这句日语口译成汉语，铃木偶尔讲错了，鲁迅在翻译时就代他纠正过来。遇到学生在课堂上向铃木提问题，有的提得不当，鲁迅就直接处理了。翻译这个差事是不容易做好的，鲁迅却做得很好，受到学生的赞扬。绍兴鲁迅纪念馆现在还保存着一本学生根据鲁迅的口译记的植物学笔记，封面写着：铃木先生讲述，周树人先生通译，受业蒋谦笔记。由此可见，鲁迅中、日文基础都是很扎实的。
为了帮助铃木教好植物课，鲁迅认为应该走出课堂，带领学生到自然界去接触植物。所以他常带学生到葛岭、孤山和北高峰一带去采集植物标本，回来后就忙着把采来的植物做整理、压平、张贴、标名等工作。
据吴克刚在《谈鲁迅先生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中记述：有一次，在采集标本的途中，学生看到路边一株开着小黄花的植物，就问铃木：“这种花叫什么名称？”铃木答：“一枝黄花。”学生听后以为铃木不懂，竟哄然大笑，鲁迅就很严肃地对学生说：“我们做学问，知就是知，不知就是不知，不能强不知为已知，不论学生或老师都应该这样。你们可以去查查植物大辞典，刚才这种植物属于菊科，有图可以对照，学名是叫‘一枝黄花’。”
学生恶作剧让他失望
受学生欢迎的鲁迅，为何要离开学校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学生的恶作剧，使鲁迅丧失了对教育的激情。
第一次是鲁迅上化学课讲硫酸时，鲁迅反复告诫学生硫酸的腐蚀性强，若是皮肤上沾到一点，就会烧伤皮肤，那是非常危险的。但后来在做分组实验时，一个恶作剧的学生还是用竹签蘸了一点硫酸在另外一个学生的后颈上点了一下，这个学生立即用手按住后颈，连声叫痛，鲁迅当时就震惊了，他马上过去给叫痛的学生搽药止痛，同时批评了那个恶作剧的学生。
另外一次，是在课堂上做氢气点燃的演示实验，俞芳在《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一文中记述：当时，鲁迅把烧瓶中的氢气和实验仪器拿进教室时，才发现没有带火柴，鲁迅只好对学生们说：“我回去取火柴，你们千万别去碰这个瓶子，瓶子一旦进了空气，再点火就会爆炸的！”当鲁迅拿火柴回到教室，一点火，那氢气瓶“嘭”的就炸开了……这时候，鲁迅才发现，坐在前面两排的学生早已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了。
面对学生如此捉弄，鲁迅惊呆了，学生的这一行为真的让鲁迅无法想象，说他们年幼无知，可他们中间有不少人早已超过了30岁。
二是鲁迅领导的驱赶校长夏震武的“木瓜之役”。
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是当时的一所新式学校，校长原是沈钧儒，教师中留日学生有10多人，许多人在国外都参加过革命活动，所以校内民主空气比较浓厚。1909年10月，沈钧儒被推选为浙江省谘议局副议长一职，浙江巡抚就派夏震武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校长。夏震武是个封建顽固派，到校后，他就对学生“训话”，攻击革命，咒骂革命党。他还用当时官场下属参见上司的“庭参”礼节，要求教员按品级各穿礼服到礼堂向他“参见”。鲁迅等教师对夏震武的横霸无理十分气愤，并拒绝“参见”，坚持要夏震武到会议室来见面。双方矛盾激化，不久，全体教员辞职出校，鲁迅等住校的10多个单身教员遂带行李物品全部迁住到湖州会馆。教员辞职后，进步学生起来声援，省内教育界和京沪报刊也纷纷表示支持。浙江巡抚只好同意让夏震武去职，由提学使袁嘉谷暂时兼任两级师范校长。在这次斗争中，鲁迅与许寿裳等起了主要作用，“木瓜”，是杭州俗语，指木头木脑、不懂事理的人，所以鲁迅等人叫夏震武“木瓜”，对于回国后参加的这场斗争，鲁迅称它为“木瓜之役”。
三是鲁迅蔑视学校中无聊的教师。
当时杭州拱宸桥有日本的租界，那里开设妓院。星期六下午，少数无聊的教师就去逛妓院，对此，鲁迅很有意见，批评这些人说：“拱宸桥是我们中国的地方，让日本人占去了，在那里设妓院，糟蹋中国的女性。你们不以为耻，为什么还要去那里寻欢作乐？”
就这样，鲁迅在杭州仅仅当了一年教员，便离开了。
(《扬子晚报》11.26 苗体君 窦春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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