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30年，一人出
书33种
刘增人的第一本书能在1979年得以出版，纯属机缘巧合。1973年，刘增人开始撰写《鲁迅生平自述辑要》，但是1975年书稿完成后却一直找不到出书的地方，也不知道哪里可以出，后来找到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社的负责人说，你先把稿子放在这吧，结果一放就如泥牛入海，再无音讯了。
事有凑巧，1975年，鲁迅的儿子周海婴请示毛主席，要出版鲁迅著作，在山东济南召开了一个关于出版鲁迅著作的会。当时山东没有一本关于鲁迅的著作，只有刘增人的《鲁迅生平自述辑要》还可勉强与鲁迅沾边，搭上了这班车，刘增人的第一本书才在1979年得以面世。
而其他和刘增人一样的普通教师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刘增人回忆说：“要想在出版社出书，必须要达到相当级别才行，只有那些老教授、领导干部才可以。”连讲师都不是的青年教师想要出书，谈何容易。“当时出版社很少，书也很少，对政治方面的要求也比较严格，学术方面的书就更少了。”所谓政治方面的要求，就是要符合当时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理念，书店里大多摆的都是毛主席语录，或者是关于国家政治方向的一些书。“人们的阅读需求得不到满足，那时可谓是文化沙漠。”
80年代中期，山东省设立了一个教师基金项目，刘增人的《王统照论》、《多维视角中的鲁迅》就是山东教师基金项目。刘增人高兴地说：“能够申请到项目经费，出书的密度也就大了，平均一年可以出一至两本书了。”
进入21世纪，他还申请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出书就更容易了，这让刘增人深深感到国家对学者的重视和支持。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他已经出版了33种学术著作。
启功著作，出版历经波折
改革开放前，不仅学者，出版业亦是谨小慎微，不敢出版学术著作。中华书局原副总编辑熊国祯说，“文革”时期中华书局可谓被一锅端了，从1967年到1971年，出版界几乎都被下放到了“五七”干校，除了人民出版社，所有的出版社几乎都是这样的命运。“文革”中批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中华书局是出版古书的，所以就被冠以封建主义的帽子，整个业务完全停顿了。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出版事业史上的伟大转折，彻底驱散了“书荒”和学者出书难的阴霾。
改革开放后，学术著作开始一点一点地出版了，但当时还是小心翼翼的。先是出版一些离现实政治比较远的著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书的出版仍然很谨慎。熊国祯回忆说，当时，文史研究专家与诗人启功先生的《诗文声律论稿》，主要从诗词格律、艺术表现形式上讨论诗文作品的写作方法，从内容到书法其实都是挺好的一本书，但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尤其是“文革”造成的人人自危，都怕犯错误。因为启功引用的诗歌很多都是古代的作品，比如李清照的“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当时编辑们考虑、讨论了许久：这诗词格调是不是太低沉了，是不是太消极了等。发稿之后几次又被拦下来，虽然最后还是出了，但其中的心酸和忧虑是无法言表的。
如今，学者出书再不用战战兢兢了。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成了人文社会科学界学者发布自己思想与优秀成果的根据地和平台，出书早已不成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12.16 李春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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