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是人治和法治的问题。制约我们没有很快发展的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对权力要加强制约监督，或者说只要有权力的地方都要监督；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社会上
第二个是集权和自治层面也有两个因素需要很好地解决。第一个就是政府职能的改变，政府必须是有限政府。国务院制定了10年的行政纲要都在朝着这方面来做；第二个是怎么推动社会自治。30年来最大的自治是国有企业的改制，那么，大学能不能真正做到自治？如果大学一切都被行政资源控制，怎么发展？
社会团体最典型地体现了社会的权利，谁来治理环境？当然首先是政府，但是政府有多少人来管呢？靠个人，个人有多大的能力？治理环境就是要靠众多的社会团体，公益性的社会团体，包括福利的、救灾的、环保的、科研的等，都应该逐渐发展起来。
第三个是在私权和公权的问题上，现在也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公权对私权“显性”的侵犯仍然非常多，我们的法律讲了为公共利益需要私权作出牺牲的时候要补偿。第二个问题是“隐性”的侵犯。我们知道社会里有两种产品：私人产品、公共产品。过去私人产品极度缺乏，现在搞了市场经济，什么都多了。但还有另外一种叫公共产品，教育、医疗是公共产品，社会保障制度、福利是公共产品，甚至包括我们的博物馆、图书馆都是公共产品。但是我们的农村能不能得到国家更合理的、更好的、更便宜的教育、医疗的服务？这是政府的职能。
最后，人权入宪是非常了不起的一步，但也要承认我们还有许多地方需要不断完善，包括政治体制改革，我们还有许多要做的。
(《北京日报》12.15 江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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