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先后获得少儿、青少年级别全国体操冠军，高高被选送进北京先农坛体校。一年后，高高却留下遗书出走，后来被诊断为精神抑郁。
2008年4月29日下午6点，训练结束了。高高本来应该直奔食堂，但是“心里特别扭”，就径直出了体校，上了一辆往北去的公交车。
从先农坛体校到什刹海
到什刹海体校已经是8点多钟，高高没有找到自己当年的教练。在某个没人的角落，他停下来，准备跳进后海，但是“想了想”后，又坐下了。到了凌晨，他被接到通知的保安一把抱住―――家长和学校报警了。
幼年上体校
高高3岁半开始练体操，北京西城体校的教练原本是来幼儿园选女孩的，但是意外地看中了他，希望他来试试。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高高每周末便被送到西城体校，蹦蹦，练练。一个月以后，他的启蒙教练对高母说：这孩子条件好，特别适合练体操。于是，母亲骑着自行车，每天中午上幼儿园把高高接到体校，下午六点再接回家。
高高家住宣武区南半截胡同，一家四口人，挤在大概只有十几平米的屋子里。高母说，自己从来没想过以后让儿子拿世界冠军、奥运冠军，但看起来她的期许也并不低：高高5岁的时候，母亲就为他报了少年宫的一个舞蹈班。6岁半，高高被什刹海体校的教练挑中，离开了西城体校。
家长的梦想
北京市体校分三级，由区县至什刹海再到先农坛。什刹海体校名声在外，这所二级体校培养出来的明星数不胜数，马燕红、王涛、冯坤、张怡宁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高高在这里认识了岩岩和段段。段段被认为是个比较“皮实”的孩子，因为他不会一挨打就发烧，岩岩则不同，因为时刻担心来自教练的耳光，他养成了不断眨巴眼睛的习惯。在少年体校，教练用巴掌“教训”孩子是一件极为平常的事情，家长多数也能够接受，“小孩挨点打，不是坏事。”高高的母亲说。
在高高看来，比他早进什刹海体校两年的段段练得不好，但段段的母亲显然不这么认为，“我家孩子刚去时聪明着呢！”段段还上幼儿园时，段母就试着让他去上钢琴班和美术班，“但他坐不住”，于是，她便带孩子去什刹海体校。
高高在这里成为了国家二级运动员，并且很快，8岁即跨入一级运动员行列。“每个家长都做过梦，因为教练一直在给你梦想，”岩岩的母亲说，“难道我们不知道成功的只能是那几个？可是你越往前走，越没法退，这个梦好像总也醒不了。”
体校的“江湖”
从2005年起，高高开始参加全国少年比赛，并且屡有斩获，当年的一次比赛后，李宁给站在领奖台上的高高挂上了金牌，并对他说：“好好练，下次还给你颁奖。”
成为“尖子”后的高高心气很高，教练对他也更严格。他的体重和身高都在教练掌握中，饮食也有监督，同时被要求少睡多练。
高高当然看得出，体校就是一个江湖。江湖上的种种传闻，譬如说父母接送孩子时开什么车就可能决定他的命运，也会流传到孩子中间，不过足够优秀的他有资本不去考虑这些问题。段段则不同。在一次少年比赛期间，他认为自己被“压分”了，就很直接地对母亲讲：“我们不练了，你才给那么点钱，这金牌什么时候才轮得着我拿啊？”
其实段母花的钱一点也不少，请人去钓鱼、去歌厅、洗桑拿，段段在体校6年，她投入了二十来万。2006年的某一天，据说是决定段段能否进入先农坛体校(北京队)的关键时刻，她请了最大的一回客，花掉数千元。
“有些家长给得多，我是真没钱，最多就给过300元，”另一位母亲说。她是单亲家庭，家里两个孩子，把其中一个送入体校是希望减轻家里负担，“以后进了先农坛，走专业道路不就有工资了？再当个体育老师，或者当个教练，这不就是出路？”
但是，在此之前，她要忍受“年关”的煎熬，“一到年底就紧巴巴的，不知道怎么过，孩子越往上，要打点的人就越多，以前的也不能忘，不然人家毁你怎么办？”
2006年夏天，高高还在珠海比赛，先农坛体校要调他入队试训，高母跟儿子长谈了一次，“我对他说，你要是去，你就坚持到底，就没有退路了。”高高特高兴，对自己也颇有计划：我就在那里练4年，好好练，拼命练，进国家队。
日记的控诉
先农坛体校与高高签的是半年的试训合同，吃穿住体校全包，还每个月发工资329.2元，高高需要做的就是，在这半年期间，证明自己有能力在专业队练下去，从而实现转正。
可是，高高的梦想之旅遇到了麻烦：在训练了一段时间后，教练突然不教他动作了，鞍马不让他上，吊环不许他往高处摆，高高在什刹海体校学的是乙组动作，在单杠上他可以“起浪”，可以“大回环”，现在他盼着学会“正掏反掏”这样的甲组动作，但他只能看着别人上难度，而自己能做的，除了一些“特简单的动作”，就是倒立。
高高试图理解这种处境的变化：教练是在磨练我的意志，考验我能不能过这一关，因为以后去国家队会有更大困难……但是状况在持续，传闻又起来了：XX的家长做了什么工作；XX教练和你不是一个区的，所以要打压你，你就是他们派系斗争的牺牲品……
高高在体校住一个四人间，寝室其他三个人都比他大，经常“闹着玩似的”把他“狠狠打一顿”。高高有一份4页半的“日记”，写得很工整，高母称这只是无数个夜晚高高偷偷写就的个人日记的一小部分，“大部分被学校拿走了”。校方的一位官员说，“高高平日写训练日记都只能写三四行，怎么可能写出这么催人泪下的文字呢？”
日记中有这么一段：“(队友)轮流打我，打得我两个鼻孔直蹿血，浑身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进馆训练的时候，我赶紧用白粉沾着唾沫往身上青紫的地方抹，不敢让教练看见。周末回家，妈妈看见我的伤就哭了。妈妈没告诉教练，她知道告诉了我会被打得更狠。……好几次我都不敢上楼去睡觉，只想等他们晚上睡着了，我再上去，但我一上楼就被他们抓住了……”
先农坛体校觉得自己很委屈，一位教练说：“如果我们不让他练，我们干嘛费劲把他调到队里来呢？”另一位教练则称高高“不错”，而其母“有点那个”，“从去年7月份开始就来闹，对教练也拳打脚踢，说别的队员故意用开水烫高高，其实没有，都是些小事。”
很难说高母的“闹”对教练们产生了什么影响，而这种影响又如何投射到教练及其他队员对高高的态度上。总之，在一次被指责“偷钱”后，队友一夜之间站到了高高的对立面上，在食堂吃饭时没有人和他坐一桌。
还能干什么
岩岩比高高晚进先农坛体校半年，和他一拨儿进来的6个人，有4个人在三个月后遭到了“淘汰”。
如果以男子体操运动员十七八岁出成绩计算，岩岩和高高这批小运动员，可以赶上2013年全运会周期―――这正是省一级运动队的工作重点，如果他们表现出众，国家二队甚至一队的大门也会渐次向他们打开―――而这是每一个孩子和家长的梦想。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你要成为幸存者中的幸存者。
被调整下来的远远一度变得极为抠门，简直嗜钱如命。“他说，我知道我因为什么下来的，”远远母亲说，“他看了太多东西，觉得有钱什么事都办得到，我现在经常对他说一句话：社会不是这样的。”
在高高这徒劳的半年临近结束时，高母也曾动过念头，把他转到八一队去练，但高高5岁时注册在北京成了绊脚石：只要不解约，高高就永远是北京市的运动员，即使在八一队练，出了成绩也是北京队的。那么，谁敢要他呢？高高又在体校多待了一年。
一些令高高害怕的征兆开始在他身上显现。他变重了，肚子也大了起来，他开始羞于光着膀子出现在训练馆，而总是穿着背心―――他原来会做的动作现在也力不从心了。
“我太想练了，我爱体操，除了体操，我不知道我还能干什么。我才不走哪，我知道他们练不过我……”
“我只能多练，不能少练，我从三岁半进馆练功，就是这样过来的，你不让我练功比杀了我还难受，谁来告诉我该怎么办。我看着别人进步，我退步，我可能就要完蛋了……”高高在日记中写道。
12月18日,少年体操冠军高高诉先农坛体校“虐待”案在北京宣武法院一审宣判,原告胜诉，获赔5万元,但高高母亲称还会继续上诉。
(文中的未成年人均为化名)
（《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第34期 杨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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