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电视台编导问我：1979年全国第一届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你的《班主任》获得第一名，你能不能把那次电视录像的带子借我们用一下？
那回确实是有电视报道的，不但颁奖现场有电视台录像，中央电视台还特别派人到我家
那时，我和妻子儿子住在北京杂院里一间十平方米的东房里，房间太小，打起强光灯，屋子里的一切都显得异常陌生。我被安排做翻阅杂志状，只觉得脸被灯烤得热烘烘的。不过，我不但没有那次录像的带子，连照片也没有拍下一张。因为动静大，来围观的左邻右舍不少，但那时各家还都没有电视机，因此并没有人问：“什么时候播出呀？”电视台的人却主动告诉我：“看明晚的新闻联播吧！”但问题是，我到哪儿去看呀？经过一番考虑，决定向一位同事求援，她爽快地答应了。第二天，我们全家三口步行半小时到达同事家。她家有一台九英寸的黑白电视，六七个人一起看，大家照顾我，让我坐当中，等呀等，关于短篇小说评奖的那条新闻出现了，在我家录的镜头足有七八秒！
1980年，我家买来第一台黑白电视机，1984年又换了一台彩色的。1983年有了四个喇叭的磁带放音机。1985年，拥有了放录像带的机子。1986年以后突飞猛进，有了落地大音响，换了“21遥平板”电视……
但是，有一样东西很早拥有、始终没有过时，那就是收音机。在没有电视机的岁月里，收音机传出的电波见证着我与社会、群体、他人的血肉联系。1980年以后，许多人告诉我，我的《班主任》等作品，感染过他们，但他们并不是直接读到文字，而是“从广播里听到”。在1978年和1979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班主任》、《醒来吧，弟弟》改编成广播剧重复播出，还有《爱情的位置》、《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的直接朗读。那时，整个社会的收音机拥有率非常高。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谷文娟热心于将新小说改编为广播剧，她改编我的小说最早。青年节目组的王成玉，还特别邀请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董行佶朗诵我的小说《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当我从收音机里听到董大师以沉吟而抒情的声音，细致入微地将文字化为对青年人的关爱与期望时，觉得他的朗诵已经构成了另一个更高明的作品。（《北京青年报》2008.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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