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2月7日，成都“中国・星星诗歌节”进入第二天。
一位诗人在场上演讲，台下有人高呼“诗人万岁”，全场响应。诗人们演讲结束，需要警察保护走出会场。人们在多个通道等着索要诗人签名，等着与诗人合影。
一次，舒婷根本无法走出会场，几个警察架着她，另几个警察在前边开道。到了接她的车门
舒婷曾对媒体说：“那是诗歌的时代。”
诗人，时代的“舒筋活血丹”
舒婷本名龚佩瑜，福建泉州人，在厦门长大。结束了几年插队劳动生活，1972年她返城后，进灯泡厂做了一名普通女工。
1978年，诗刊《兰花圃》上刊登了舒婷的诗。那是福州马尾区文化馆一本油印的诗刊。
在福建师范大学工作的评论家孙绍振看到后激动不已，“这正是我在1956年一直想写但却没有写出来的诗。”孙绍振说，上世纪50年代他在北大读书时，就爱读阿拉贡、艾吕雅、洛尔伽、聂鲁达等现代派诗人的作品，因此初见舒婷的诗，并不觉晦涩难懂，相反，这样清新独特的诗句，使他感受到了艺术解放的强烈兴奋。
“我确信，一个新诗的时代终于来了。”孙绍振说。
“人们压抑在心里几十年的话一下子像潮水一样涌出来，而诗歌是最好的表达方式，就像那个时代的舒筋活血丹。”王燕生，诗坛权威杂志《诗刊》的老编辑。工作关系，他接触到包括北岛在内的许多“朦胧”诗人。
北岛，当时工厂的铁匠；芒克，造纸厂工人；黄锐，工厂宣传科打杂，三个诗人在1978年9月的一天晚上，酒酣耳热后，北岛忽然提议，“咱们办个文学刊物，怎么样？”另两人先是一愣，继而极度兴奋。
忙乎了三天三夜，1978年12月22日，《今天》诞生。《今天》就像一座喷吐岩浆的火山，把北岛、舒婷、顾城等青年诗人的影响力急剧扩大。
“诗，还可以这样写？”诗人徐敬亚第一次看到《今天》，是在1979年的秋天，拿到手的正是《今天》的第三期“诗歌专号”。这本蓝色封面的打字油印诗集，从徐敬亚的床头传遍寝室，又陆续传遍全校，读者无不激动万分。直到1980年上半年，这批后来被称为“朦胧诗”的作品，开始少量发表于正式的官方刊物上，使之得到了更大范围的阅读与关注。
“转型时期，大家都承认这样一个现实：以前那些假大空的东西不能发了，诗歌是要写心灵的东西，要回到诗本身来。”王燕生说，在《诗刊》发表了许多青年诗人作品后，他们决定选择一批年轻诗人，到北京做一次集体亮相。
诗刊，掀起诗歌疾风暴雨
徐敬亚记得，仅在吉林大学中文系77级一个班内，便突然诞生了三个文学社团。考进这所大学之前，徐敬亚是一名“做豆腐的锅炉工”，他欣喜地加入了“赤子心”诗社和中文系系刊《红叶》，并成为主力作者。
《赤子心》诗社，由吉林大学校长、著名诗人公木先生题写刊名，最多时成员达24名，到1982年毕业时共出版10期油印诗刊。而作为中文系系刊的《红叶》，则由76、77、78三届学生会联合主办。
与此同时，北大中文系学生陈建功和他的同学黄子平、梁左、黄蓓佳、查建英等人，也试探着办起了校园刊物《早晨》。
1979年8月，由武汉大学《珞珈山》发起，在北京召开了13所院校社团领袖会议，决定创办全国性联合刊物，定名为《这一代》。陈建功记得，《这一代》创刊号由武汉大学编辑出版，部分组稿工作在北京完成。
“准备出刊的时候，张桦来信说没钱了，好像是缺300多块吧。”陈建功说，自己当年是带薪上学，每个月有六七十块工资，于是就垫了一些钱，并在北大三角地贴出广告，采取预售的办法为《这一代》创刊号筹资。
徐敬亚也在吉林大学做着同样的事。“我一本本在同学中现金征订，共订得200册，每册定价0.45元，含8分钱邮费。”
当时全国高校主要的学生社团刊物还有中山大学《红豆》、中国人民大学《大学生》、北京广播学院《秋实》、北京师范大学《初航》、西北大学《希望》等。它们都为朦胧诗的风行推波助澜。
诗会，火热激情“举世皆狂”
1980年6月，徐敬亚接到了《诗刊》的通知，邀请他前往北京参加第一届“青春诗会”。徐敬亚的兴奋自不必提，时任吉林大学校长的著名诗人公木闻讯，专门给吉林作协打电话通报这个好消息。“作协同意为我们报销路费。”徐敬亚记得，自己坐了一整夜的硬座火车，7月20日早晨到达北京。
在那个洋溢青春激情的年代，诗歌就是一张通行证。安徽诗人梁小斌接到的《诗刊》开会通知，是他所在工厂的车间主任送来的，主任说：“梁小斌，这下你行了！”正在扫地的梁小斌把扫帚一扔，工作服一脱，就跑过来看信。主任说：“你赶快到财务科去领路费。”财务科的人说：“没想到我们厂还出了个人才。”梁小斌心里十分高兴，脸上还要装得若无其事，“免得他们要我买糖。”
在北京虎坊路《诗刊》编辑部的院子里，17位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诗人汇聚一堂，他们是：顾城、舒婷、徐敬亚等人。
“在选择第一届青春诗会诗人的时候，我们也留下了很多遗憾。”王燕生说，“像北岛等人也有实力，但没有入选。”
“我第一次见到那些诗友，舒婷一看就是一名来自南国的女子，顾城个子不高，背着书包，笑吟吟地，他的书包里装着好多诗稿，风一吹，稿子被吹得满院子到处乱跑。”诗人梁小斌说。
梁小斌到了北京才第一次读到北岛的名作《回答》，看到“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样的句子，心中震撼难言。
徐敬亚和梁小斌被安排在一个房间同住，在徐敬亚的印象里，梁小斌与顾城一样，“除了诗以外，任何寒暄话都不会说。来了人，他就僵在那里。”诗会后期给每位青年诗人都安排了辅导老师，帮助修改诗稿。
“我的辅导老师是柯岩，我记得她一边看我的诗，一边用她特有的演员似的腔调朗诵，一边说：徐敬亚，你的诗写得多么漂亮啊。”徐敬亚听了很不好意思。
徐敬亚清楚记得，开完会，顾城用一个黄色的小书包，装了一包梨，一一送给在场的每个人，以示依依不舍的分离。
1986年12月，《星星》诗刊在成都举办创刊30年庆祝活动，名为“星星诗歌节”。舒婷、北岛、顾城等十名诗人被评为“最受读者喜爱的当代青年诗人”，他们在成都的讲学活动场场爆满。
“青春诗会”在躁动不安的文坛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人们惊诧于这些突然冒出的青年人旺盛的创造力和火样的激情，诗歌界乃至整个社会，发起了关于“朦胧诗”的大讨论。
1980年，《福建文学》用了半年时间，发表并讨论舒婷的诗，并召开了两次座谈会。评论家孙绍振回忆，会上持相反意见的两派人对峙很激烈，一方说舒婷的诗“看不懂”，是“小资情调”，另一方则努力为“朦胧诗”辩护。
“批评舒婷诗歌的人讲话很粗野，甚至把舒婷说哭了。舒婷出去擦干眼泪，我们装作什么也没有看见，继续回来参加辩论。”孙绍振说，“我把舒婷的诗当作新诗复兴的标志。我说，中国自艾青、戴望舒、田间、何其芳等诗人之后，再没出过真正的诗人，舒婷他们恢复了20世纪30年代的诗歌传统。”
诗人徐敬亚撰文记述，2001年夏天，法国巴黎，他和北岛、王小妮在餐厅里遇到了一位中年厨师。厨师自称是当年的诗歌爱好者，对三位诗坛偶像感慨地说：“80年代，那就是盛唐啊！”(《新京报》2008.12.7武云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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