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丹诺夫是斯大林时期
说老实话，我对日丹诺夫的反骨早已有之，就是何时揭竿而起了。真理标准的讨论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在外国文学、艺术、文化、学术的领域破除坚冰的时机也到了。问题在于我要把这件事做多大，怎么做？
当然，揭竿而起首先需要有一篇旗帜鲜明、论据充分、有学术分量的“檄文”，由于预见到未来的“轰动效应”，我下了不少功夫准备这篇文章。正好我当时担任了两个学术职务，一是外国文学研究所西方文学研究室主管科研业务的副主任，一是研究所的“机关刊物”《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的“执行主编”，这给我的“三箭连发”提供了便利条件，这三箭就是：
之一，1978年秋，在外国文学第一届全国工作规划会议上作“揭竿而起”的长篇学术发言《现当代西方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亦即早已准备好的那篇“檄文”，矛头集中指向日丹诺夫论断，并对20世纪西方文学中一系列流派、作家、作品进行了比较深入具体的分析，重新作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在座的有外国文学界几乎所有的著名学者专家，包括朱光潜、冯至、杨周翰、伍蠡甫、草婴、王佐良、辛未艾、罗大冈等，报告受到热烈的欢迎，会后，朱光潜将我推到周扬面前作了介绍，并说：“他的报告讲得很好啊！”
之二，紧接着，将上述报告整理为约六万字的长篇论文，在当时唯一一家外国文学评论刊物《外国文学研究》上发表，分两期连载。
之三，在我主持工作的《外国文学研究集刊》上，有计划组织、刊载了题为《外国现当代文学评价问题的讨论》的一系列笔谈文章，扩大“揭竿而起”的声势与影响。
三箭齐发，必然引起巨大的反作用力。就在上述“檄文”发表的第二年，即1980年，在外国文学研究会第二届（成都）年会上，就有人声色俱厉地提出了指责：“批日丹诺夫就是搞臭马列主义”，来势甚为凶猛。我没有上台申辩，但却决定采取另一个更大规模的“反驳”行为。我认为，在我国学术文化界，之所以有不少人不能容忍对日丹诺夫的质疑，其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对西方学术文化的实际情况根本不了解，或了解甚少。因此，我决定创办并主编一套以提供西方文学的客观资料为宗旨的丛刊。我是搞法国文学的，我这个丛刊自然就定为“法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其创刊号以萨特为唯一内容，这就是于1981年出版的《萨特研究》。《萨特研究》出版后，大受读者、特别是文化知识青年的欢迎，一时颇有“洛阳纸贵”之势。
1982年，国内开始“清污”，萨特与当时流行的“蛤蟆镜”、“喇叭裤”被并列为三大“精神污染”，《萨特研究》一书在全国受到了批判，并被禁止出版，该书的序言更是一批“左撇子”猛烈抨击的目标，其批判文章之多，其用语之严厉苛刻，实为文化大革命之后所罕见。
然而，中国毕竟是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事过一两年，雨过天晴，到了1985年，《萨特研究》又被准许重新再版。
（《柳鸣九谈萨特》 柳鸣九著 东方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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