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时代和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坐标点,在纷繁复杂的感情世界里找到与人民的相通点,在源远流长的艺术长河中找到自己的探索点,三点决定一个平面,我的诗就放在这个平面上。
参加第一届青春诗会的部分青年诗人与老诗人在十三陵合影。前排左起：徐晓鹤、高伐林、梁小斌、邹荻帆、严辰、蔡其矫、徐敬亚、陈所巨、顾城，后排左起：孙武军、张学梦、叶延滨。
人生转折点,就那么一厘米
1978年,对我来说,是个人命运中充满矛盾的时期。此前,我在陕西延安插队,在军马场当农工、仓库保管员,后来又在秦岭大山里的化肥厂当团委书记,文革结束后调回四川,虽然还是工人编制,但在地委宣传部里当新闻报道员,刚被送到省委党校学习,没能参加第一次高考。眼看1978年的高考又要开始了,而我每天的工作却排得满满的,没有一点复习的时间。请假复习,肯定不会准假,再不参加高考,又不甘心!
那天,我骑着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午休后去机关上班。自行车刚穿出巷口,就听得从头上传来一声尖叫。我一抬头,前方一个男人,正从小巷道旁一棵高高的白杨树上,锯下一根侧枝的树干,树干在他的尖叫声中,已经从天而降。我本能地捏紧自行车的双闸。
我眼前一黑,被弹到空中。树干从我的鼻梁刮过,满鼻子是血,眼镜不在了。树干从我的手臂刮过,手臂和手背都是血。树干从我的小腿刮过,腿上也是血。我被抛到车前一丈多远,浑身是血躺在路上!
救护车把我拉进了医院,经过检查,骨头和内脏都完好无损,碗口粗的树干,齐刷刷地刮掉我一层皮,从鼻梁到两只手臂再到两条腿。大夫说:你的自行车再向前一厘米,这一切都不需要了。
在这件事以前,我曾想报考大学,领导以工作需要为由,没批准。这回在家养病一躺就是两个月,正好抽空补习迎考。怎么补?我读书时,数理化学得好,但快30的人了,学理工学不出什么了!考文科,躺在床上,借来一叠课本读。最重要的是,在床头贴了三张大图:一张中国地图,一张世界地图,再加一张中国历史年表。“地理一大片,历史一条线”。等到我能下地走路了,也就进考场了。真是靠地理和历史得了高分,我成了我们地区文科第一名,被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文艺编辑专业录取。
比我小五岁的班主任
我们这个班,我是党支部书记,班长上学前当过乡干部,团支书是部队里的连级“四个兜”,全班有一半同学的年龄都比刚从大学毕业的班主任岁数大。记得我为她写的一首《比我小五岁的班主任》发表后,在学校引起了小小的轰动。
这首诗不长,快30年了,它记录下的历史还会让人感动吗?“她,腼腆而文静,／比我小五岁的班主任。／满脸胡茬的我喊她:“老师!”／她竟低下头,害羞地蹭着鞋跟。／／她,实在是太年轻,／和我翘鼻子的小妹一样的年龄。／啊,妹妹遇到头疼的事情,还只会朝妈妈噘起嘴唇,／她却甚至要领导“妈妈学生”――／第一次点名“贾英!”／“请假了,她孩子得了病……”／哄笑声差点掀翻水泥屋顶。／――还是姑娘的班主任啊,／该笑?该恼?还是该脸红?／啊,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大学,／有这样的老师,这样的学生――／颠倒了年龄和身份。／弄乱了经历和学问。／／课堂上她面对这样的学生――／客气的,手心捏着单词本。／淘气的,画着老师的发型。／因为她虽有大学的文凭,――却是文革的“工农兵”。／泪水,打湿了讲稿:《现代作家和诗人艾青》／不,老师,我该理解你,同代人啊同样的命运!／／你每月四十元工资,／我是二十元助学金／但面对我们贫困的祖国,／你瘦削的肩上担着双重的责任／啊,贫困,我们贫困的民族,／有一个贫困熬出来的传统――／当多病而羸弱的母亲／再也不能为孩子弯下腰身,／她未出嫁的女儿啊／就撑持起一个苦斗的家庭／――送哥哥出征!／――抚弟弟成人!／／为战胜所有的贫困我们在苦斗啊,／老师,你比我多五年的资本――／五年?一个总理可以制定一个复兴的计划。／五年!你将证明你是具有民族之魂的女性。”
这首诗发表后,首先是我的班主任激动地向我表达了她“想不到”的感动,后来在老师中传看,再后来,我陆续发表了《729―――我的学生证号》、《带月票的大学生》、《北京,我的二平方米》等表现大学生活的诗歌,我在学校里也就被公认是个诗人了。现在中国传媒大学的校歌《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就是我在校期间为合唱团写的校园组歌中的一首。
在这段时期,我开始在《诗刊》等杂志较多地发表诗歌,1980年9月号发表了呼吁改革的《十万个为什么》,之前的6月号头题发表了我直接写文化大革命题材的组诗《那时,我还是个孩子》。这组诗歌发表后,严文井先生的夫人,时任《诗刊》作品组长的康志强大姐,给我写信说:“叶延滨,我们领导看了你最近在刊物上发的诗,想见见你,你抽空来一下吧。”
这次见面,是第一次与著名的诗人谈话。与我谈话的领导,说话很直率:“你写诗有五六年了吧,我看这一两年你是开了点窍,怎么开窍的?说说看。”我也真没想过这个问题,直率坦言:“没想过,我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那好吧,好好想想,想好了,再告诉我。”回到学校后不久,收到了《诗刊》寄来的通知,让我在暑假期间,参加《诗刊》举办的“青年诗作者创作学习会”,这就是在当代诗坛影响深远的《诗刊》第一届“青春诗会”。
“青春诗会”
“青年诗作者学习会”从1980年的7月20日到8月21日就在《诗刊》举办,为了方便就说大家承认的说法“第一届青春诗会”吧。参加学习会的17个青年诗人,我在到会前都知道他们的名字,但真正见过面的不多。梅绍静在延安插队,我认识她最早。顾城,也见过一面。
其他的诗人,都是新朋友,高伐林、徐国静、徐晓鹤、孙武军都是大学生,一混就熟了。徐敬亚和王小妮是一对恋人,幸福指数很高。梁小斌是岁数较小的,总是做出沉思状,好像哲学家。才树莲这个农村孩子比她的诗还朴实,而性格张扬的常荣一看就是个老北京人。陈所巨是从桐城来的诗人,重情份,多少年来,每年都给我寄茶叶“桐城小花”,可惜他已辞世,是青春诗会这棵树上的第一片落叶。江河和舒婷在青年诗坛名气不小,都是“朦胧诗”代表人物。
“青春诗会”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请文坛的著名作家诗人给“青年作者”讲课。讲课老师的阵容强大:艾青、臧克家、田间、贺敬之、张志民、李瑛为十七位年轻人讲授诗歌创作。黄永玉、冯牧、顾骧等为与会者报告当下的创作动态。袁可嘉、高莽向大家介绍了世界诗坛,蔡其矫透彻地分析了一批著名的外国诗歌。
其实,参加“青春诗会”我已经30岁了,这应该是我告别青春的一次仪式,但从此以后,我被诗坛所认可,并以青年15十五年,直到1995年我调进《诗刊》任副主编。在“青春诗会”的讨论中,我用了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表达我的创作思想:“在我们今天的时代和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坐标点,在纷繁复杂的感情世界里找到与人民的相通点,在源远流长的艺术长河中找到自己的探索点,三点决定一个平面,我的诗就放在这个平面上。”这个发言得到了《诗刊》领导的认可,那位领导听完我的发言后说:“你回答了我的问题,及格。”
作为首届青春诗会的成果,1980年10月号《诗刊》以“青春诗会”为总栏目发表了17位青年诗人的作品,同时,发表了艾青讲课的文章《与青年诗人谈诗》、冯牧在诗会上谈话的摘要文章《门外谈诗》。这一期成了17位青年诗人的作品专号,刊物出版后引起了诗坛极大的轰动。
(《光明日报》1.10 叶延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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