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李希凡
“噢，他就是李希凡！”我心里为之一震。每个热爱文学的青年，心里都有自己崇拜的偶象。我打读初中开始，青年文艺评论家李希凡就是我的楷模。
我不仅囫囵吞枣读过他与蓝翎合著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而且在北大学习中国文学史时，还把他的专著《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作为参考书，从头至尾研读过。在五六十年代的文艺批评方面，李希凡对青年们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
李希凡已经作为受保护的特殊人物被人们所瞩目，可他为什么不能像普通的报社人员一样地工作？这是一种怎样的保护？这些是我调到报社后，对许多现象不理解，在心里划起的一系列问号中的最大的一个。现在，从国际部这位朋友同他简短的对话中又得知，他连首批恢复党员组织生活的资格都没有，那他受到保护的内容究竟是什么？
谢天谢地，李希凡后来总算又恢复了组织生活，不过，那是在绝大多数党员第一批恢复组织生活很久很久以后。然而，未过多久，我又从几个渠道听到消息：李希凡作为报社宣传工作小组的成员，却没有看大样的资格。
不肯批判《海瑞罢官》
我从一些颇知内情的同志那里得知，当初，李希凡之所以受到“高规格”的惩罚，主要是因为他没听江青的话，没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可是，没过多久，大街上的大字报和传单又传出消息，说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接见了“小人物”李希凡和作曲家王莘、中央乐团指挥李德伦、北影名导演谢铁骊、著名电影摄影家钱江、李文化，以及著名京剧名角谭元寿、马长礼等人，对他们讲了一些有利于重新站起来的话。在那个“史无前例”的特殊时期，“中央文革”特别是江青接见谁，就意味着谁是“革命派”，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好干部。
按着我的想象，他一定是《人民日报》社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者，如果不是，起码也应该是文艺部的负责人。然而，客观的事实恰恰与我的想象相反，1969年我调到报社时，他什么负责人也不是，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编辑。报社办起“五七”干校，他倒成了骨干。北京市房山县、河南叶县、京郊小汤山三处干校，都留下了他的脚印和汗水。当时他的妻子也被迫离开了北京，一家全靠15岁的大女儿领着小妹妹支撑着。多亏厚道善良的何黄彪（报社的一位青年编辑）多加照看，若不然，真不知年幼的姊妹俩该如何渡过难关……
整个“文革”期间，控制《人民日报》的铁腕人物当中，除了江青，还有一个姚文元。此人手很长，报社的大事小情都必须由他点头才算数。甚至每条消息、每篇文章安排的位置、字体大小，他都要过问。
“文革”前，文艺界有南姚北李的说法。不过，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李希凡的学问、地位和文章的分量，远远领先于姚文元，对此姚文元是十分忌妒的。“文革”开始后，姚文元虽然一步登天，成了比老帅、政治局委员还重要的人物，但对当年比他重要，此时却挨整的李希凡的忌恨之心，反倒更厉害了。明眼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只要姚文元在政坛存在一天，李希凡就休想有翻身的日子。
希凡同志每天上班很早。常常是，他到报社时正门还锁着，只好从旁门进办公大楼。他的情绪相当好，看不出有任何进过“牛棚”，当过“苦力”的遗留神色。见人蛮热情，毫无名人的架子。下午下班的时间也很晚。这时候，食堂都要关门了，他便连跑带颠地跑进去，买上几个馒头带回家。
有什么可以说明希凡同志这时期风吹不摇、沙打不迷的品格？“文革”一结束他就能拿出几部书稿出版这件事，是最好的证明。
二进干校
1973年夏天，两个“小人物”李希凡和蓝翎又合作修订《红楼梦评论集》，准备再版。
不少人又为李希凡担心起来：当年反右时，人家就说你李希凡和“右派分子”蓝翎划不清界限，差点吃了瓜落儿,你为啥还不吸取教训？因为，1973年蓝翎进京修订《红楼梦评论集》不是“上面”的精神，而是李希凡的意思，他始终坚持“两个人的书，两个人修订，我不能剥夺蓝翎的权利”。
1976年秋天，“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关心希凡同志命运的人，都以为因不听江青的话而挨批的李希凡，这一回总可以彻底翻身了。李希凡的脸上也露出了舒心的笑容。然而，事情并不像人们想的那么简单。一天早晨，一份大字报占据了大字报园地的明显位置（即办公大楼二层楼梯的两侧）。那张大字报说李希凡在“四人帮”垮台之前曾给江青写过几封信，由此得出结论，说他是“江青黑线上的人”。
整个“文革”期间，“四人帮”特别是江青和姚文元对报社的控制是很严的，报社各部的负责人，许多事情都必须向江青、姚文元请示报告。写封信，请示某件事情，在当时的《人民日报》是司空见惯的。李希凡写给江青的那几封信，完全是上下级正常的工作关系，毫无个人目的，更无害人的内容。可是，李希凡还是被“揪了出来”。
一夜之间，一个“不听江青话”的李希凡，骤然又变成了“江青黑线上的人”。1978年初，在“四人帮”垮台一年半以后，在绝大多数“五七”干校都已停办的日子里，李希凡又被打发到京郊小汤山的“五七”干校。
李希凡不仅再次经受了艰苦劳动的考验，而且在荒冷小屋里日战夜拼，写出了《＜呐喊＞＜彷徨＞的思想与艺术》和《一个伟大寻求者的心声》两部研究鲁迅的专著。
在党的“实事求是”的政治路线不断深入人心的形势下，李希凡终于结束了第二次干校生活。
不投机 不贪功
新时期以来，尽管领导工作和社会活动缠得他终日手忙脚乱，可他依然有板有眼地进行着文艺研究工作。在迄今为止共出版的20多种著作中，新时期出版的有12种。
近年来，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同李希凡的交往多了起来，对他的人品、气质、性格和心灵，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和体会。想当年，“文革”风暴来临的前夜，江青找他谈话，要他从“三自一包”的政治高度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如果他政治上有野心的话，完全可以利用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是他没有那样做，原因是无论如何也上不了那个纲。
还有一件事，也是非常耐人寻味的。1993年4月，在由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部艺术委员会等单位联合召开的“林默涵同志从事文艺活动60年研讨会”上，李希凡作了长篇讲话。与会者都被他鲜明的观点、准确的措辞征服了。可是，在讲话快结束时，他突然讲了这么一段：“我这篇发言稿是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延安文艺研究专家艾克恩同志起草的，在默涵同志身边工作过的几位同志以及一些老同志也提出了一些修改的意见。今天，我代表我们这些曾经受过默涵同志言传身教的后辈人宣读这篇发言稿。”
为纪念某位文化名人或重要节日，由几位或一位这方面的专家起草一份发言稿，然后上报领导指定一名身份合适的负责人到大会上宣读，这是许多部门常有的很正常的事情，宣读发言稿的负责人，很少另外加以说明。可是，希凡同志却作了这样的说明，原因是他尊重别人的劳动，从不愿意拿别人的成果为自己贴金。这种做法，实在难能可贵。
(摘自《春华秋实》一书，中国新闻联合出版社出版 郑恩波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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