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本是留美预备学堂，上世纪20年代中期酝酿改制，向正规大学转变。先新旧制并存，设大学部，办研究院，设国
首先确定研究院的地位宗旨，拟定章程。吴宓设定研究院之地位为：“非清华大学之毕业院（大学院），乃专为研究高深学术之机关”。宗旨则简单明确：“研究高深学术，造成专门人才”，即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通才硕学”及各种学校的国学教师。起点甚高。故所聘教授讲师必须是：“一、通知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二、具正确精密之科学的治学方法，三、稔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的硕学重望。授课不取讲堂制而采导师制，“注重个人指导”，导师予学生以个人接触、亲近讲习之机会。
大政既定，导师的聘任便是关键。王国维、梁启超早已商定，无甚周折。赵元任之聘，亦甚顺利。章太炎不来，吴立即举荐尚在欧洲的陈寅恪，梁启超亦极力推重。陈学问虽高，还缺学位名气，吴“费尽力气”，终得成功。而李济时在美国某博物馆作古迹调查工作，任务未完，吴宓与博物馆代表反复协商，最后决定李济任讲师（规定教授必须专职，能随时指导学生）。此外，导师的住宅、家具，图书、教学仪器的购置，办公室的安排，在在都要吴宓躬亲。
招生也是重要环节，所招之人都是饱读诗书的俊彦，并经考试择优录取。前国务总理熊希龄保荐手下的人来，要求免考入学，尽管该生基础不错，吴答以必须考试。故录取工作可能因名额所限而有遗珠，却决无违规逾墙得入者。
如是，抓住清华转制的特定契机，研究院敦请了当时学术界、思想界贯通中西的顶尖师资，招得材质优秀的学生，可谓风云际会，遂成为教育界的一朵奇葩。这其中，吴宓倾注了大量心血，尽管他不久离去（从筹备到开学，只呆了一年多），饮水思源，厥功甚伟！
（《文汇报》3.4 吴令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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