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波的夫人刘波在3月20日《北京青年报》上撰文说:
1955年，曲波因反对苏联推行的“一长制”(曲波先后担任沈阳机车车辆厂党委书记、副厂长，齐齐哈尔车辆厂党委书记，一机部第一设计院副院长)而挨批，在委屈情绪中不由想起了枪林弹雨中的生死战友，便在
到了北京后，他又接着写下去。还是保持着秘密状态，一下班就躲藏在屋子里写作，连小孩都不知道真情，以为爸爸还在屋里加班工作。
那时家中写字桌中间的抽屉一直是半开着，一听一机部邻居同事来找，曲波就立即把稿件塞进抽屉。他这个人爱面子，自尊心强，怕写不好闹得满城风雨，怕人说闲话，会问下班后哪有这么多精力写字？又怕人说不自量力。
我支持他写作，是他作品的第一读者，也是他的抄稿员。参军前我是小学四年级水平，他是小学五年级半。他小时看了《三国》《水浒》《说岳》等，影响不小，参加革命后又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他有时一天写一万字，我再用两三天抄出来，遇到他空着的地方和自己生造的字，我再去查字典补上。
家中房间少，放不下两个桌子，我就在缝纫机上抄稿。每抄完一个章节，就用缝孩子毛衣的毛线和布条装订起来。小说完成后约有四十多万字，我买了两米布，剪了两个包袱皮，将文稿装了两大包。
我们家的斜对过是外文局大楼，挂的牌子中有一个是“中国文学杂志社”。曲波说：“路远的不好去，咱们先去近的地方看看。”一人拎着一包稿件就到了“中国文学”编辑部，发现里面多是外国专家。他们问写的是什么语种，曲波说，“写的是中文。”外国专家就笑着说：“我们是把中国文字翻成外文。”他们建议我们去东总布胡同作家出版社投稿。
我们坐了公交车去了，曲波对接待的人说：“我不是作家，你们看看行不行？如不用，你们打个电话我来取。”曲波再三叮嘱打电话一定要打到家里，怕机关知道走漏了风声。
出版社的龙世辉等编辑看了，打电话到我们家，说：“你来吧。”曲波去了以后说：“我取稿子来了。”没想到龙世辉却说：“我们确定要出你的稿子，需要做一部分修改。”《人民文学》副主编秦兆阳知道后，先在《人民文学》选发了《奇袭虎狼窝》章节，并在“编者按”中写道：“作者是一位解放军的军官，现在工业部门工作……这本书将是我国文学创作上的一个可喜的收获。”书出来后就有了不小的反响，买书的人不少。
《林海雪原》火了以后，曲波没有到处做报告，很低调，只是到北海公园参加了活动讲了话。
六十年代初期，曲波有一次去北京医院看病，无意中遇见贺龙元帅一行，都在放射科等拿片子。贺老总得知他在一机部工作，就问：“一机部有人写了一本《林海雪原》，你看过吗？”曲波愣住了，不好意思地承认自己就是作者，是用业余时间写的。贺老总高兴地拉着曲波的手向周围的人介绍，大家说：“都看过了。”贺老总笑着说：“那就再看一遍。”曲波回家后很高兴地说：“没想到这么高级的首长还看了书。”
“文革”期间，《林海雪原》几次被批为大毒草，曲波过得特别不安稳。
1968年末的一天，江青在住处接见了曲波，她说：“你写的小说都看了，当然都是大毒草，但我看出你有创作才能。我调几个小将、一两个黑线人物，你带着他们写辽沈战役，首先写林彪同志怎么忠实于毛主席的革命军事路线……”曲波觉得为难，说：“我是凭着生活去写小说的，我不懂文艺理论。我在战争中只是一个团级干部，没有接触过高级首长，写不了统帅人物。我自己写不了，也不能带人写……”
江青的脸色变得不高兴，什么都没谈成。江青让他后天到大会堂小礼堂看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看完后，江青叫住曲波：“看了戏，改得怎么样？”曲波说：“改得挺好的，京剧再创造。”江青说：“你改不改？照样板戏改你的书。”曲波心里暗暗叫苦，他说：“我现在还没解放，思想觉悟没提高，水平也没提高，还需要好好改造……”
曲波是2002年去世的，病重时曾5次住院。他总说自己身上有一股革命的英雄主义，经历过严酷的战争，受过重伤，经受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他都坦然面对，从容对付。我觉得，在《林海雪原》中，少剑波的形象有百分之八十的成分取自他自己的经历。在小说中，可以找到他们那一代军人牺牲奉献的高贵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时代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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