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长”和他的士兵们，自始至终，保持着兵痞的服装、发型、做派和语言。这引起了远征军老兵们的愤怒。两次远征，当时的抗日国民政府，派出的是举国之精锐。第一次远征虽然败退，但重整迅即展开。之后的两年练兵、一朝出征，全部是军容严整
30万人的远征军里，或许包容着千八百人的兵痞造型。但当后人重启历史之时，偏就选这千八百人作为群体的代表，这符合局部真实，却有违整体真实。
凭《万历十五年》而风靡两岸史学界的黄仁宇，就曾经行走在远征军的队列里。他所在的新一军，以自身伤亡12000人的代价，击毙了33000名侵略者。这被史学界认为是二战亚洲战场上，一支反法西斯部队所能创造的最佳战果。
以新一军为代表的中国驻印军、中国远征军，给后人留下了太多的传奇。“团长”构建于这段历史，却遗憾地只从历史舞台的大幕边溜过。
戴安澜，不值得后人拿出几个夜晚来对着屏幕回忆么？这位第一次远征军中的200师师长，在缅甸的败局中逆流而上，阻击悍敌。后来身负重伤，最终客死他乡。一时，国人同悲，毛泽东亦为其题写挽诗。
滇缅抗战，不只有血、汗和泪水。这场在异域留下了数万忠骨的溃败，除了军队战术层面的失误，更多地决定于彼时蒋氏国民政府与美、英等盟国之间貌合神离的复杂关系。表现这段历史的难度，要远远高于表现十二三个溃兵之人性与机缘的难度。
站在“团长”面前，你会觉得它选择了一段厚重的历史为衬托。站在那段历史面前，你会发现，“团长”和它背后的兰编剧、康导演，其实是选择了避重就轻。
（《中国青年报》3.24 杨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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