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我的一生可以说是体现着五个字，并可用之加以表述。
第一个字是“命”，你必须认命，比如说你生在哪一种家庭、你长成什么样，你没法选择。
第二个字就是“运”。“时来运转”的“运”。如果说“命”是注定的、不动的，而“运”则是动的。好多时候，你觉得你没有做什么
比如，当时我们刚大学毕业，办了一本刊物《当代英雄》。为此，1958年反右已经快结束了，我还是被补进去，划成了极右派。我因此离开学术界二十多年。后来我搞比较文学，也真是时来运转。那是1981年，我都已经50岁了。也是非常偶然，我不知道怎么被选去哈佛了。当时伯克利大学有人来哈佛开会。看见我，就邀请我到那儿做两年的特约研究员。我完全没有想到！伯克利和哈佛都是很好的学校。后来，我就相信，“运”没有来的时候强求也没用。当运气很坏的时候，你不要着急；运气很好的时候，你也不要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
第三个字是“德”，道德是任何时候都要“修”的。无论在什么意义上，我总觉得自己要做个好人。在我最困难、最委屈、最想不通的时候，我觉得有两句话是我生活的支柱，那就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虽然任何权利都被剥夺了，但我还可以做一个好人。
我在乡下被监督劳动时，正是大饥饿的年代，领导要求我创造一个奇迹，要把四只小猪，在不喂粮食的条件下，养肥了给大家过年。就这个任务，我当时很着急，每天让猪漫山遍野在地里拱食，到处给它们打猪草。后来我把那些猪养得还可以，老乡都很喜欢我。
第四个字是“知”，知识的“知”，“知”是你自己求的。这一点，我也一直没有放弃，即使在放猪的时候，我也一边放，一边念英文单词。
我原来喜欢外国文学，特别是屠格涅夫等作家的俄国小说。他们写的革命女性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另外，我也很喜欢中国的古诗词。我很奇怪，一方面我欣赏那种特别进取的东西，立志要为大众做一点事；可另一方面，中国的诗词，特别是元曲里那些比较消极的东西对我的影响也很大。这些“知识”对我走上比较文学的道路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了解一点西方，又知道一点中国，然后到了哈佛大学，接触了比较文学学科。所以这个“知”对人很重要，有时也会决定人的一生。
第五个字是“行”，其实是一种选择，当你面临关口的时候。即便前面四个字你都做得很好，可是这最后一步，你走岔了，走到另一条路上去了；或者你走慢了、走快了，你照样还是不会得到很好的结果。
我自己遇到过很多这样的关口。那时到苏联去开会，那里的领导挽留我，告诉我可以到莫斯科大学留学，兼做国外学生工作，但是我还是决定回北大。后来季羡林先生给我的书写序说，乐黛云这个选择是对的，也可能中国失掉了一个女性外交官，但中国有了一个很有才华的比较文学开拓者。
（《钱江晚报》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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