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你们拿我们当人”
20世纪30年代初期，国民党曾通令各家报刊，称共产党为“共匪”，称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游击队为“匪军”。《大公报》没有照办，反而派记者范长江采访报道红军长征和陕北根据地的情况。1935年至1937年，《大公报》连载范长江的西北旅行通讯和其他战地采访消息，首次向社会公开报道共产党和红军。不仅如此，《大公报》出版部结集范长江的西北旅行通讯报道，出版了《中国的西北角》，并7次再版；抗战初期，又出版了范长江介绍陕北根据地情况的通信集《塞上行》。这在当时极为罕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时，王芸生在《大公报》担任编辑主任，参与了范长江采访稿件的刊用安排。
1944年6月，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此时已担任《大公报》总编辑的王芸生派记者孔昭恺前往。12日，毛泽东在边区政府大礼堂举行宴会，欢迎中外记者。入席前，毛泽东让孔昭恺坐在首席，孔一再谦逊不敢上座，毛坚持要孔上座，孔只得不安地坐下了。席间，毛泽东举杯对孔大声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
“三十六计走为上”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与国民党举行国共和谈。当晚，王芸生在《大公报》编辑部亲自安排第二天的版面，对毛泽东抵渝不仅编发了消息和特写，还连夜赶写了题为《毛泽东先生来了！》的社评，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
9月1日，在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鸡尾酒会上，王芸生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毛泽东握着王的手，亲切地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希望你们新闻界的朋友，继续为和平宣传”，并相约过几日再面谈。
9月5日下午，毛泽东在红岩新村约见了《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晤谈近3个小时。一见面，王芸生急切地向毛泽东询问国共和谈的进展情况。毛只是说：“来渝5日，与中央商谈团结问题，目前尚未可能有确切之结果以慰国人，可以说者仅为内战决可避免。我国政令军令如果再不统一，的确为不得了的事体，然统一之政令军令必需建于民主政治之基础上。只有包括各党各派无党派代表人士之政治会议，始能解决当前国事，民主统一之联合政府始能带给全国人民以幸福。民主者，人民有力量之谓也”。毛泽东对王芸生还讲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和三者相互的关系，以及如何实现和平，如何实现民主宪政，反对独裁，才能保护人民的基本利益，也才能达到团结建国的目的。晤谈后，毛泽东与王芸生共进晚餐。
9月20日，毛泽东再次约王芸生晤谈，继续交换对国事的看法。当晚，王芸生作为东道主，在重庆李子坝《大公报》馆内的“季鸾堂”设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中共代表团成员。经过几次与毛泽东长谈，王芸生对中共的主张有了不少了解，但对蒋介石仍存在幻想。在晚宴上，毛泽东再次对王芸生做了说服工作，并希望《大公报》能够成为为人民大众说话的报纸。最后，在王芸生的请求下，毛泽东欣然命笔，为《大公报》全体员工题词“为人民服务”。
王芸生对国共和谈从抱有热望到逐渐迷茫，且开始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了。为此，他专门拜访了章士钊先生，提出既然蒋介石拿不出像样的方案，毫无诚意，应暗示毛泽东尽快离开重庆，“三十六计走为上”。两人不谋而合。事后当章先生向毛泽东提出离开重庆时，一再说明这是他和王芸生的建议。10月11日，毛泽东飞返延安。
《大公报》得以保留
1948年10月30日，正在上海的王芸生接到上海地下党转达的毛泽东的邀请，要他到北平参加正在筹备中的新政协会议。1949年3月18日，王芸生来到解放后的北平，心情无比激动，惟有对《大公报》能否继续存在心中无底，因为此时《大公报》天津版已改名为《进步日报》了。他找到周恩来，希望能够继续保留《大公报》的报名。周恩来对他说：“此事我们已请示过毛主席，他说‘《大公报》不必改名’。你随军南下，继续主持上海《大公报》。《大公报》还是民间报纸,你们自己经营，我们不来干涉。”
周恩来诚挚的话语，使王芸生深受感动。9月21日至30日，王芸生作为全国新闻工作者的代表，出席了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王芸生历任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第二至五届常务委员；第一至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等。
1952年，王芸生又开始为上海《大公报》的生存担忧。当时，党报有绝对的威信，读者对党外报纸不屑一顾，因而报纸的销售量下降，广告收入骤减，报纸有些办不下去了。怎么办？王芸生考虑，政治的中心在北京，重要的信息来源在北京，一份全国性的大报，报社不设在北京恐怕不行。报社迁到北京，报纸的影响和销售量就有可能扩大。因此，他想到的出路是将报社迁京。经过反复思考，他郑重地写了一封长信，托人转交给毛泽东。信发出仅一周，北京来了长途电话，要王芸生立即进京，等候毛泽东的接见。王芸生到达北京的第三天，就由彭真、胡乔木陪同，到中南海见毛泽东。当他们来到丰泽园，刚游完泳的毛泽东招呼大家坐在藤椅上。毛泽东听完王芸生的汇报，立即指示：“上海《大公报》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迁京，择地建新址。报名仍叫《大公报》，作为全国性报纸，报道分工是国际新闻和财经政策。”王芸生听罢愁云顿消，毛主席见状风趣地说：“大公王，恭喜你收复失地了啊！”1953年，上海《大公报》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后迁京，继续出版北京《大公报》，王芸生担任报社社长，直至1966年“文革”爆发，北京《大公报》停刊。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保留了《大公报》，1957年又阻止了划王芸生为“右派”。这是否因为历史上《大公报》和王芸生给毛泽东留下了一些好印象？至今没人说得清楚。
(《扬子晚报》3.26 王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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