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没有大牌理论家
孙中山先生去世不久，国民党方面就以戴季陶为代表，选择性地运用孙的思想资源，建构具有强烈排他色彩的孙中山思想的解释体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孙中山被置放在“国
但在大陆时代，国民党对孙中山的解释是粗糙、教条、僵硬的。蒋介石虽然知道宣传的重要，也组织了一些活动，但是他所面临的内外环境都以武力对抗为基本特征，故国民党的一切政治计划和安排都以军事为中心，始终没能建立起有关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强大叙述和解释系统。国民党重视宣传，但不善于搞宣传，例如：虽然建立起颂读“总理遗嘱”的“总理纪念周”制度，但基本属于官样文章。
国民党在大陆时代，除了戴季陶、叶青等，没有大牌的理论家，也没有“理论队伍”，更没有从上到下的宣传或理论“写作班子”。1930年代国民党元老一级的理论家，如胡汉民，都意在江湖不在理论，这些人基本失去反映现实重大问题的理论创新能力。年轻一代也没有这种能力。南京的“中山编译馆”虽然出版了不少“总理遗教”、三民主义一类的读本，但对青年人影响很小。
真正知道孙中山巨大价值的是毛泽东和陈伯达
中共则以意识形态起家。20世纪20~30年代，在中共党内，“当家的”多是理论家，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个个都是文章高手。1924年国共合作建立后，中共的一些理论家就开始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出新解释。例如，把孙先生晚年的“容共”定义为“联共”，就有力地推动了两党的合作和北伐的进军。
在中共党内，真正知道孙中山的巨大价值的，就是毛泽东和陈伯达。在对孙的看法上，毛和陈有许多共鸣。毛愿意花大力气建构对孙中山及其思想的解释，在1938~1940年写了几篇重要文章，例如《论新阶段》、《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把中共的事业和孙中山的思想进行了对接，宣称中共党人实际上是孙先生事业的继承者，终于占据了解释孙中山的制高点。在毛定调后，陈伯达、胡乔木、胡绳等中共理论家，按毛的意思“接着说”，就把对孙的新解释完全建构起来了。新中国成立后，刘大年等一些史学工作者依此路径，发现、整理新材料，把毛对孙中山的论述进一步丰富、强化。
去台后蒋介石开始重视“国父”
1949年去台后，国民党觉得自己的失败与中共夺取了孙先生这面旗帜有关，于是开始重建对孙的解释体系，并意图截断孙与中共的思想联系。蒋介石在1950年代亲自出马，对孙和三民主义作意识形态化的解释。他的《三民主义的本质》、《总理知难行易学说与阳明知行合一哲学之综合研究》，就是要证明中国传统、“三民主义”、“中华民国”的“三位一体”。
这以后，台湾各大学都教“三民主义”，各大中学校都有教官检查、督导师生的思想，还出版了一大批“国父遗教”之类的论著。在这样的话语框架下，蒋介石是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和国民革命的“捍卫者”。孙中山地位更加崇高，已是神祗――这样一来，对孙中山的研究自是充满禁忌，只能赞美，不能批评，稍有不慎就会引火烧身。
与此同时，大陆在建构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的新意识形态，孙中山是其重要一环。孙被誉为“中国革命伟大的先行者”，而不用过去年代的称呼“国父”；孙先生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三民主义有新旧之分”，“新三民主义是革命的”等。这些评判，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数十年内，把所有对孙中山的研究也“一致化”或“平面化”了。
两岸对孙中山的看法越来越接近
现在情况大变。台湾社会转型，官学化的孙中山研究已无市场，党化“三民主义研究”声誉扫地，原有的“三民主义”研究单位纷纷改名，各大专院校的三民主义必修课均已取消。另一方面，“台独”思潮泛滥，也在消解孙中山作为“国父”的“符号”意义。孙中山研究在台湾已后继乏人。但相信一段时间后，台湾的孙中山研究会走向正常的。
进入21世纪，内地的近代史学家在“实事求是”的思路下，进一步摆脱了孙中山研究中的教条主义和意识形态色彩，学术化研究兴起。改革开放后的30年来，两岸在对孙中山的看法上已越来越接近。
（《同舟共进》2009年第3期 高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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