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初识毛泽东
1937年，陈伯达带着妻儿，辗转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一次偶然的机会，陈伯达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那是一次由毛泽东参加的理论座谈会，讨论孙中山的思想。会上，对孙中山思想的阶级性发生了争论。一种意见说，孙中山的思想属于小资产阶级；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孙中
毛泽东仔细倾听双方争论。就在争论愈发激烈的时候，陈伯达发言了。他的高明之处在于运用对立统一的方法加以阐述。他说：“我认为，孙中山的思想有两个两重性：既包括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又包含民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陈伯达发言完毕，毛泽东站了起来，很高兴地说：“刚才陈伯达同志的发言很好，很恰当地分析了孙中山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散会之后，毛泽东把陈伯达留下来，问了一些关于他的情况。
当天傍晚，毛泽东派人通知陈伯达，要他赶到机关合作社食堂吃晚饭。陈伯达急急忙忙地赶去，到了那里才明白，毛泽东宴请了一位美国记者，毛泽东对陈伯达说：“今天顺便也请你，请你和美国客人。”这次请客很简单，毛泽东、翻译、美国记者、陈伯达四人同桌而餐。起初，毛泽东跟美国客人说了一些客套话。后来，他得知陈伯达在北平中国大学开过先秦诸子课，而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哲学也饶有兴趣。这样，他们之间便有了共同的话题，越谈越投机，竟把美国客人撂在一边。这一天，成了陈伯达人生的转折点。
与毛泽东讨论古代哲学
被毛泽东看中之后，陈伯达不再坐冷板凳了。经毛泽东提议，陈伯达在延安举办中国古代哲学讲座。每一次讲座，毛泽东差不多都去听。毛泽东一去，许多人也跟着去。虽然陈伯达的话难懂，听久了，也慢慢听惯了。很快，陈伯达在延安理论界有了名声。1938年秋，延安成立“新哲学会”，陈伯达成了这个学术团体的领头人，执笔写了《新哲学会缘起》，发表于1938年9月《解放》周刊。1939年1月，陈伯达写出《墨子哲学思想》一文，恭恭敬敬面呈毛泽东，请求毛给予指正。毛泽东很细致地读完《墨子哲学思想》，亲笔给陈伯达复了一封信：
伯达同志：
《墨子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有几点个别的意见，写在另纸，用供参考，不过是望文生义的感想，没有研究的根据的。
敬礼
毛泽东
二月一日夜
毛泽东的书信很短，但《墨子哲学思想》引起了他极大兴趣。虽然复了信，他仍觉得意犹未尽，便又写了好几页纸的意见附在信后。陈伯达所擅长的中国古代哲学研究，正是毛泽东当时思索的热点。陈伯达见毛泽东对他的文章如此看重，于是又向毛泽东呈上他写的《孔子的哲学思想》和《老子的哲学思想》两篇文稿。毛泽东读后，兴致很浓，于1939年2月20日写了一封更长的信致张闻天转告陈伯达。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详细地写了七点意见，针对陈伯达的文章，谈了自己对孔子哲学思想的看法。陈伯达收信后，当即遵照毛泽东的意见作了修改，再呈毛泽东。
1939年2月22日，毛泽东又写一封信致张闻天转告陈伯达：伯达同志的文章看了，改处都好。但尚有下列意见，请转伯达同志考虑。……是否有当，请兄及陈同志斟酌。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又补充了三点意见。
一步步爬上高层
借助于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探讨，借助于呈送文章向毛泽东请教，陈伯达与毛泽东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1939年，毛泽东提名，调陈伯达到毛泽东办公室工作。
陈伯达调任的职务是“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副秘书长”。而当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主席，因此陈伯达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办公室副秘书长。
毛泽东给陈伯达拟定了四项任务，即四个研究课题：《抗战中的军事》、《抗战中的政治》、《抗战中的教育》、《抗战中的经济》。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陈伯达做了大量的资料搜集工作。陈伯达说，是毛泽东帮助了他，把他的研究工作的注意力从古代转向现实生活。从此陈伯达便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
中央研究院成立后，成为中共中央秘书处秘书不久的陈伯达出任秘书长兼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后来，中央政治研究室成立，陈伯达被任命为主任。虽然职务在不断变动，但陈伯达一直没有脱离做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这一最重要的职务。倚仗毛泽东的信任，陈伯达很快进入中共高层，尽管他的职务并不很高，但他所处岗位的重要性却不容忽视。陈伯达以后能够飞黄腾达，起点便是毛泽东秘书这一职务。
(《党史博览》2009年第4期 赵庚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