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点•短辑

2009-04-26　来源：文摘报　 我有话说

佛经翻译与“格义”时代的跨越

顾伟康在2009年第3期《学术月刊》上说，佛教传入初期，当佛经被翻译成汉语时，中国人固然可以“读”了，但却很难说“懂”了。在真正了解“胡文”背后的概念系统之前，人们往往以自己固有的思想方式去理解眼前的文字，于是便

有了佛教史上的“格义”时代。我们的祖先靠以下方法走出了“格义”时代：第一，高度的宗教热忱和认真、谨慎、刻苦的态度；第二，不断总结经验的优良传统；第三，历代政府的支持和规划。这些都值得当代的翻译加以借鉴。

魏晋南北朝文化士族与中华文明传承

　　王永平在2009年第3期《河北学刊》上说，自汉末魏晋以降，中国社会处于不断的内部分裂与动乱状态，特别是为时长久的北方少数民族的内迁，昔日作为华夏文明核心地域的中原及汉族王朝政治中心的都城，自然失去了文化中心地位，而散居各地的世家大族，特别是其中的文化士族成为中华文化的主要传承者，他们为此后中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与变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