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台湾后,孔孟学会邀钱穆写孔子和孟子的传记。钱穆先写成《孔子传》。孔孟学会评议会读完以后,认为其中若干说法不同于主流意见,应该改正。钱穆十分不悦。“余意学术著作,不比政治行事,可遵会议决定。学术著作则须作者本人负责。……余之此稿,亦复字字斟酌,语语谨审,经数十年之私见,但亦有据有证,非另创新说,岂得听评议桌上一二人语,遽毁生平。”于是索回原稿。后来记者披露了此事,出版社纷纷找上门来,要求印行,《孔子传》得以顺利出版。钱穆感叹:此书付印曲折,可知著书不易,出书亦未易也。
在无须买卖书号的环境下,盛名如钱穆者,尚有如此遭遇,可见发表意见之难。最近几天,正好有出版社要我按指示修改书稿,我连想都没想,屁颠屁颠地改了。出版环境如此紧缩,能出就不错了,我复何争?是的,重现实利益胜过重己见早已成为常态,也或者,我们根本没有自己坚定的意见了,还有什么好坚持的?
(《羊城晚报》4.17 王国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