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得信任与特务“治国”
蒋介石1949年元月黯然引退。在这段风雨飘摇的岁月中，蒋经国时刻追随父亲左右达1年3个月。艰危岁月，性命交关，为父子间互信奠定了强固根基。蒋经国终于赢得了父亲的完全信赖，蒋介石遂将关系“国府”统治基础最核心的特务组织，全部委由经国掌管。
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湾办事处主任的克莱恩说，第一次见到蒋经国时，自己从下榻的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官邸拾级而下，见到有一仆役打扮的矮小男子，十分温和有礼地站在楼梯口，耐心等候克莱恩等人下楼，同赴宴会。等相互介绍，克莱恩才惊觉这位“仆役”竟然就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
这位美国派驻在台湾的最高情报首脑，终于发现蒋经国不仅是特务部门的主其事者，更是蒋介石力图积极建设台湾，托付以重任的主要执行者。在位于台北市长安东路18号的那幢日式木造寓所，蒋经国曾在客厅里放映一部来台初期拍摄的纪录片，内容是他带着工程人员踏勘尚未开通公路的山区，在海拔两三千米的丛山峻岭之间，冒着生命危险，和一群退役军人转业的筑路工程人员，披星戴月，翻山越岭，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克莱恩逐渐从点点滴滴的印象中，积累起对这位国民党政治新强人的崇敬之意。早期，台湾无法自制治疗糖尿病的胰岛素，克莱恩通过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渠道，定期送胰岛素给蒋经国服用。
从恐怖统治到“民主之路”
初来台湾，蒋经国基于清除岛内共产党地下势力的考虑，全力实施特务恐怖统治。若干年后，民智渐开，蒋经国的左手维持特务政治结构，右手则开始落实美式民主。
蒋经国始终坚信物价稳定是社会安定、“国家”安全的基础，所以他无法坐视百姓每天都要食用的黄豆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飞涨。据曾经在行政院院长秘书室服务的叶昌桐将军回忆，某日，他正送紧急公文到蒋经国办公室，此时“财政部长”李国鼎前脚刚离开，只见蒋经国气冲冲地把公文重重往桌上一丢，嘴里絮絮叨叨自言自语：“‘财政部长’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才能干的！”原来“院长”和李国鼎又为该不该补贴黄豆价格，大吵了一架。吵归吵，最后蒋经国还是采纳了李国鼎的意见，足证蒋经国还是有容人之量。
1972年，蒋经国组阁当“行政院院长”，大量选拔台籍精英进入内阁队伍。1972年12月23日，蒋经国开始实施所谓“动员戡乱时期自由地区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额选举”。这意味着，原本政治参与局限地方层级的议会即将扩大到中央层级的议会。
“中坜事件”与“高雄事件”结束后，台湾恢复了短暂的平静，但很快，群众滋扰事件又在台湾各地层出不穷。蒋经国始终以怀柔策略待之。
当岛内经济成长逐年攀高，百姓生活水平亦同步成长的70年代，人民争取参政权，要求民主的呼声，也逐渐充斥岛内。令人忧虑的是，在高喊民主的人群当中，不少人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搞“台湾独立”。
李登辉问题
关于李登辉的政治背景――曾经是共产党员、接近台独分子的书面报告，在蒋经国当政的年代，可以从情报单位阴暗的档案室里，搬出一大摞来。
前情报局督察室主任谷正文曾在他著的《白色恐怖秘密档案》中写到：“李登辉加入中国共产党，大约是民国35年前后。民国43年，警务处逮捕潜逃至嘉义藏匿多时的叶城松，李登辉再度出现在他的供词之中，叶说：‘我参加共产党，介绍人是李登辉，我进入组织后，接受杨廷椅领导’。讯问时，牛坤树坐在办公桌后面，我坐在桌旁沙发上，李登辉则恭谨地端坐在门边木椅上。这位农复会技正，长脸，是一个典型戽斗。他剪了一款短而整齐的西装头，在应讯中，李登辉以很诚恳的态度坦承了参加中共在台地下活动的经过，他说：‘那是一个青年学生的错误，请你们给我机会悔改。’”
按在蒋经国最后岁月长年陪伴在侧的幺儿蒋孝勇的说法，蒋经国晚年原本的布局，是希望孙运璇再做6年“行政院长”，与蒋经国的6年“总统”任期同时届满时，蒋经国即交棒给孙运璇。
显然，蒋经国提名李登辉为“副总统”，不过是备位人选，而非真正的接班人。而孙运璇的中风，打乱了蒋经国未来的人事安排，蒋经国的突然亡故，更打乱了国民党的“执政”命运。按照国民党当局奉行的“中华民国宪法”，“副总统”李登辉顺理成章接任“总统”。
1988年元月13日，蒋经国时代告终，李登辉时代揭开帷幕。
晚年最大的创痛
传记作者漆高儒认为，蒋经国“是一个勤劳的人”、“是一个亲兵亲民的人”、“他和百姓群众很接近”、“他是一个认识时代的人”。
蒋经国惟其是一个勤劳简朴的人，才可以缔造台湾经济奇迹的成果；惟其是一个亲兵亲民的人，才有台人对他的感念与肯定；惟其和百姓群众很接近，所以他的施政作为才能贴近民意；也惟其是一个认识时代的人，他对岛内，先是民主开放，解除党禁、报禁，继之又解除戒严，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卸除两岸近40年的人为藩篱。
漆先生可能遗漏掉了点评，蒋经国是一个反台独、主张大一统的中国人。蒋先生为反台独，作出的努力有目共睹。令人遗憾的是，如果他能延寿若干年，相信两岸关系可以走得更平顺，而不致多跋涉了20年的漫漫崎岖路。
1987年12月25日上午，台北市中山堂举行“行宪四十周年纪念”典礼，蒋经国坐着轮椅抵达会场，当他开始致词时，在坐的11个民进党“国大代表”，突然站起来，同声喊叫“全面改选”(指国会)，不久，那几个民进党“国代”又起身再次叫嚷“国会全面改选”，还拿出一面书写着“全面改选”的白布条。
据蒋孝勇事后追述，典礼过后，蒋经国显得抑郁寡欢，心理受到很大挫折感。1988年1月10日，蒋孝勇陪侍床前，蒋经国忽然开口说话：“我一辈子为他们如此付出，等到我油尽灯枯时，还要给我这种羞辱，真是于心何忍？”
3天后，经国先生吐血而卒。
(《扬子晚报》4.26 王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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