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北京大学校园亦被称为燕园，曾是已消失57年的燕京大学的校园。这所由美国人司徒雷登牵头创办并担任首任校长的教会大学，在1919年5月19日正式命名为“燕京大学”，曾经与清华、北大齐名。在燕大建校90周年之际，年迈的燕大校友们在燕园贝公楼举行了有史以来最为隆重的纪念活动。
“谁跟司徒雷登握过手，都要交代”
“北大的学生，也不知道燕园原来是燕京大学的校园。”新闻系校友何宝星说。在他看来，人们对燕园的无知，很大程度上是“宣传上出了问题”。当年黄昆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官方发布他的简历时，对黄昆在燕大的学习经历只字不提，这让不少校友难以接受。
“一说是燕京大学毕业的，革命干部都讨厌我，不愿意要我们这些人。”当45学号和46学号（按照燕大惯例，45学号和46学号意味着1945年、1946年入学）的校友在临湖轩座谈时，一位校友这样说。他在毕业后的前30年里，不敢说自己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临湖轩是司徒雷登在燕大时的居所，在这里，这位校长一年又一年亲自迎接新生，不仅与他们握手，还能一一叫出他们的姓名。“那时，人们的名字中有不少生僻字，可见他在这件事上是多么用心！”现年87岁的蔡公期感叹道。
45学号的赵寰与这位校长握手，是在1945年10月10日晚。不过，这个兴奋的年轻人和他的同学当时没有想到，正是这一次“罪大恶极”的握手，让他们在此后的历次运动中，都难以幸免地背上了“亲美分子”的罪名。他1949年从燕大参军，后来创作了电影剧本《董存瑞》。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问世后，和他一起参军的燕大学生被告知，“谁跟司徒雷登握过手，都要交代”。
更需要交代的，是那些参加革命的女学生，她们有人不仅跟司徒雷登握过手，还在圣诞节跟他跳过舞。报纸上一刊登批判司徒雷登的文章，她们就得检讨。
“政治上见解不同，人格上都是平等的”
“自由、民主和平等。”问起什么是“燕大精神”，燕大人大多会这样回答。在老人们眼里，“自由”精神从燕大一建校就已经开始。司徒雷登一上来就废除了“学生参加宗教仪式”的规定。学生也不需要上政治课，但在燕大图书馆里，可以读到英文版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清华的地下党要过组织生活时，不少时候会跑到燕大校园里来。而斯诺的《西行漫记》也可以在燕大里小范围宣讲。
在燕园之内，各种团契（指社团）相当多。“一些团契‘很左’，一看就是共产党，原来真是共产党。”赵寰笑道。即便如此，他们也可以在校园里自由活动。何宝星回忆，各个团契“政治上见解不同，但并不因此影响大家的感情，人格上都是平等的。”
抗战期间，有200多名燕大学生选择了奔赴解放区，另有数百人选择到重庆大后方，但不管学生选择去哪里，司徒雷登都会接见他们，为他们饯行，并给予同样的路费资助。在蔡公期看来，司徒雷登这样做是坚持他创办燕大时的目的――“要为中国培养有用人才”。
燕大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1937年，北平沦陷之后，司徒雷登把校训改成了“因自由，得真理，以服务”，直到1945年才恢复。在蔡公期看来，校长这么做是因为他明白，人只有获得自由，才有获得真理的可能。
在燕大的6年里，蔡公期也充分体会到这种自由。1940年，他考上燕大医预系后，被查出患肺结核病，推迟一年入学。入学后不久，便又转入化学系；在化学系学习一年后，他又转入社会学系。“这样自由转系，在今天的大学里可以想象吗？”他反问道。
转到社会学系后，他发现，老师会鼓励学生到北京的天桥，去调查罪犯和妓女的生存状况。“那时候是真正的学术自由。”燕大校友黄华在回忆燕大生活时，曾这样向蔡公期感叹。
燕京大学的历史被渐渐淡忘
1949年8月，司徒雷登离开了中国，他不久前欢送到解放区的学生则重新回到了燕园。接下来大家开始忙着“三反”、“五反”、“下乡土改”。1951年，在校的学生们开始批斗当时的校长陆志韦。
到了1952年，开始院系调整，燕大的各个院系被调整到其他几所大学，校园则成了北京大学的校园。有关燕大的历史，也开始渐渐被淡忘。
“在燕大33年的办学历史中，注册学生9988人。其中培养出院士53人，各个学科奠基人91名。”因为编写燕大校史，蔡公期对这些数据已经烂熟于心。最近这些数据又得到更新，因为一名校友刚刚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中国青年报》5.13 王波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