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被刺官员不但在宾馆向服务员要求性服务,而且其中被刺致死的邓贵大,还公然“拿出一叠钱炫耀并朝邓玉娇头、肩部?击。”如此赤裸裸的行径,表达
被刺死官员的那叠钱,打痛的是社会正义的神经。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无论被刺官员索要的,究竟是媒体披露的“特殊服务”还是巴东县公安局认定的“异性洗浴服务”,或被刺官员究竟是将女服务员“按倒”在沙发上,抑或“推坐”在沙发上,被刺官员对女服务员的强暴意图都已经在实施之中,女服务员的挥刀自卫,也就有了足够的正当性。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舆论对巴东县公安局“通报”中的每一个细节严加盘究,其根本的目的在于尽一切可能,将具体的案情与社会正义的诉求重合,将女服务员对自身尊严的护卫,与具体案情中的正当防卫相重合。否则,一个以自身的暴烈行为维护了自身尊严,并在事实上替社会公众维护了尊严的女子,却以法律的名义受到严惩,会让所有被邓大贵的那叠钞票打痛的公众,无法面对自己的内心。
(《北京青年报》5.20 张天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