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武汉大学建校50周年，李达为哲学系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讲义。
李达(1890~1966)，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领导人，1921年作为代表出席中共
1953年2月23日，李达从湖南大学校长任上调任武汉大学校长，治校期间坚持按教育规律办事，力图将武汉大学建成一流大学。然而文革来临，这位红色教授因为正直和耿介受迫害致死。
政治争拗
时年63岁的李达到武汉大学主持校政，人们对这位久负盛名的马克思主义者表示欢迎。他态度诚恳，礼贤下士，被尊称为老校长。
李达1953做武大校长到1966年去世，这一时期，政治运动层出不穷，教育界也风云变幻。来到武大，李达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建马列主义教研室，负责全校的公共政治理论课程，并恢复曾在院系调整中被撤销的哲学系。
在学术上，他竭诚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鼓励教师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自由平等地讨论学术问题。他曾说:“政治上绝对服从毛主席，学术上可以同毛主席争鸣。”
大跃进时期，“左”倾思想泛滥，大兴教育革命成了当时的主要任务之一。武大党委第一书记刘仰峤主张在校内搞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李达认为哲学系的师生长时期劳动，讨论“花生地里出哲学”实在是莫名其妙。他一再催促学生返校上课，说：“都搞劳动，大学还成其为什么大学？”
他在全校教师大会上说，“你们要坐下来认真读书，要是有人叫你开会劳动，就说两个字：不去！”
但是，武汉大学教育革命的经验被推广到各大专院校，毛泽东视察武大时也肯定其“教育革命”的成绩。李达开始痛苦的反思，对武大“教育革命”由沉默、抵制到公开反对。
1961年，燕京大学出身的朱劭天调任武大党委第一书记。他曾任陈云秘书，很熟悉教育工作，与李达配合默契，学校工作开始步入正轨。
听说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后，李达认为这是个极其主观唯心的口号，并与来汉视察的毛泽东当面争论起来。
李达与毛泽东在上海党的“一大”结识，他比毛泽东大3岁，双方友谊深厚。在这次争论中，李达认为不能无限扩大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毛则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无限放大。两人争到脸红脖子粗，不欢而散。
武大也有“三家村”
1966年4月10日，广州举行“中南局学术批判座谈会”。中南局领导在讲话中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反对我们内部的修正主义”。李达被点了名。
接着，一些人或出于对组织的忠诚，或出于自我保护，或出于其他动机，写了不少揭发交待材料。于是，“教育革命领导小组”很快便编印了《关于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的初步材料》，并由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王任重加上按语上报中南局和党中央。
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在北京受到批判后，武大紧跟步伐，宣布打倒李达、朱劭天、何定华“三家村”。在处境困难的时候，李达曾给毛泽东写信求救，毛泽东很快在信上做了批示。
1967年春，武汉大学部分群众组织开始公开为李达“三家村”翻案。这年夏天，王任重也受到部分群众组织的冲击，从此身系冤狱近8年。
替李达翻案的成员之一的王炯华，著有《李达评传》一书。他回忆说，在武汉大学外文系会议室，曾主持召开过“王任重盘问会”。将近2个多小时的会上，王任重说过，毛泽东曾当面指示他，不要把李达整死，要照顾一下。他也向毛泽东保证，武大决不会对李达采取过分的行动。
但是，后来李达的惨死说明，无论是毛泽东对李达“救命”信的批示，还是对王任重的当面指示，还是王任重向毛泽东做出的保证，都没有传达，武大的师生也无从知道。
据说，王任重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日，说到他这一生有两个人对不住：其中之一是李达。
在悲愤中离世
进入7月中旬，酷热难当，批斗也达到高潮。76岁的李达常感“头顶发麻”，心力衰竭。胃溃疡复发，糖尿4+，血压已升到236A114,但他仍被强迫参加大小批斗会。
8月上旬，他感到极度虚弱，几次请求去医院治疗，都未被准许。他悲愤交加，说：“印度战俘有病，也会给他治好病送回，现在就算把我当敌人，就算是你们的一个俘虏，也应当让我治病。”
李达的住院请求被拒绝后，他嘱咐妻子石曼华，如他死去，转告陶德麟（李达学术助手）同志，惟一的要求，就是希望他们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下卷编出来，上卷改好，帮他完成毛主席交付的任务。
8月22日早上，李达已奄奄一息，工作队才叫刘长森等人送他去武汉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但不允许石曼华陪同。在医院三天，李达粒饭未尝，石曼华托人捎带些牛奶，也不被允许。8月24日，李达在无一亲人陪伴的情况下含冤死去。
之后，工作队抄了李达的家，将李达的书籍、手稿、衣物洗劫而去。母女二人被逐出寓所，开始边挨批斗边拉板车的生活，石曼华劳动改造六年半。
1980年，李达终获平反。李达去世后30年，根据中组部的指示，骨灰从湖北九峰山公墓移置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李达之妻石曼华现已89岁高龄，住在北京崇文门。回忆那段往事，她忍不住老泪纵横。往事无法忘却，李达的惨死成为她的堵心事，不时叹息。
(《时代周报》5.18 吴娟 许雅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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