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6月10日深夜,河南遂平县?岈山卫星农业社韩楼生产队,靠近打麦场的两亩九分地在突击收割之后,“秤”出了亩产3853斤的惊人数字。6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题发表稿件,标题是《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
“就是这块地!”51年后,韩楼村副支书钟良和指着村口一块麦田说。
当年,卫星公社党委书记陈丙寅曾指着打麦场上的麦垛,带着怀疑的口气问韩楼生产队长陈世俊:“这是一块地里产的?”陈世俊支吾一声。陈丙寅又问:“哪块地?”后者随手一指:“那块。”
时逢大跃进赛高产,这块二亩九分的土地作为试验田一开始定了个亩产2000斤的目标。社员们想,不用新法子不行,于是不留背垄,种成方格田。要除草的时候没法下锄,只能用手拔。然后一车一车拉粪上肥,但最后也只产了200多斤。
正待割麦的时候,上面的指示下来了。社长钟清德召集几个生产队干部说:“上级叫咱们弄一颗高产卫星去放放,咱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哩,国内外影响都很大,不放卫星会中?”
钟清德认为,高产卫星亩产起码得3000斤。有人说,要放这么大卫星,除非把十亩地的麦子弄到一起。没想钟清德当即拍板,并吩咐大家:“告诉群众,谁传出去是假,就是给党脸上抹黑,开群众大会辩论他。”
“一大垛麦子,连夜从十几亩地里割了堆在一起,说是一块地的,谁看了也不信,可谁敢说啊。”今年78岁的韩楼村民陈广宪说。
公社书记陈丙寅亲自过磅。“过了几次,达不到产量标准,再复打,在麦垛里翻麦,麦秸都碾成麦糠了。打了五遍,最后到了亩产3853斤,才说够了。”陈广宪追忆。
土都挖没了
“放了卫星之后,全国各地除了西藏、台湾,都派代表来参观了。”陈广宪说,人多的时候,村里的两口井都打干了。
这块长麦的地生长出了一些诡异故事。“上海一个老专家来了,不相信放卫星产量,结果他自己那个参观团把他给打了;英国和美国的代表来了,队长在打麦场中间放个桌子,自己站在上面讲:我们明年准备打五千斤、打六千斤,消灭帝国主义!”
每一个考察团来,第一站就是来田边摸摸麦穗,攥攥土。“这里的土都不知道被挖了多少,装在罐罐里回去测量。后来熟土都快没了,队 里不让人再挖。”陈广宪说。
参观团来了又走,回去是加码造卫星:大如席的烟叶、七尺半长的豆角、长成森林的芝麻地、一颗一斤多重的玉米......消息传回来,卫星社也不能不跟着加码。
“社里报红薯亩产过万,一个80斤,小的也要50斤,专门打了桌子抬着要去献礼。”陈广宪回忆,“大家过去看,就是拿大头针一个个别在一块儿,一堆红薯当成一个。”
地是块好地
高产量必然带来高征购。1958年,遂平县全县全年粮食征购任务为9000万斤,平均亩产定为500斤。到了1959年,粮食歉收,征粮标准还按照丰年来,家家户户都没了粮食……
直到1979年,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农业目标终于回落。9月19日,县委要求批判极左路线在农村中的影响,实现小麦单产350斤。
潮起潮落,倒不影响“卫星田”在社里的地位。“实验田嘛,一个庄的粪都往这儿上。”陈广宪笑着说,“后来分地的时候,大家都抢着要这块地。”
钟良和介绍,这块地在1982年分给了三户人家,之后变动多次,直到1998年才完全固定下来,实行“农村土地30年不变”的政策。如今这二亩九分地分属于韩楼村梁里妮、李国、郭成三家。
“这块地算是村里产量高的,亩产能有千把斤。”李国看着这片地,憨厚地笑着,“以前说3000多斤,那是吹牛的咧。”
“地是块好地。”他说。
(《?望东方周刊》2009年第21期 刘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