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局势日渐明朗，即便是
危城之内，每一个人都被推到十字路口，必须抉择走与留。无疑，这个决定将成为他们人生的重大转折，这同时意味着，选择一种社会制度、乃至一种生活方式。
陈寅恪的助理浦江清在日记里写道：“那时候，左右分明，中间人最难立足。”对那些只知学问不问政治的“局外人”、“中间派”而言，何去何从，最是难题。
当时，清华老师们见面，互相打听“走不走”，就像老北京的见面礼问“您吃了吗”一样自然。蒋南翔和钱伟长还特地组织了一个中年教授会议，专门讨论去留问题。
除个人抉择外，在国共的大对弈中，教授争夺战也成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试金石。
蒋家正在为败逃做准备，他们不光要带走故宫的古董字画、国库的金条珠宝，还需要一些知识分子来支撑门面，他们列出一份“抢救”名单，准备把大知识分子一网打尽。
12月上旬，南京政府派青年部部长陈雪屏到北平。梅贻琦请他吃饭，约了些清华教授作陪。饭局的目的，大家都已心照不宣。吃饭中间，陈雪屏果然宣布，南京派了一架专机，来接诸位先生，如果愿意去，就可以同他一起出发。“在座的人都相顾无言，不置可否”。
天将破晓，有些人非走不可，有些人欢欣鼓舞，每个人都必须抓住历史大势。
那时候，清华的民主墙上出现了挽留梅校长的大字报，语气恳切地称“南京政府将倒，不应使名流殉葬”。同学们排着长队到梅贻琦的住宅前，齐声呼唤挽留梅校长的口号。
私底下，地下党还派崔月犁登门拜访，诚意挽留。历史学家吴晗到解放区后，又特地从延安给梅贻琦发来电报，祝贺他60寿辰，并劝他留下来。
不过，梅贻琦早已做了出走的准备。早在11月28日，梅贻琦夫人携长女搭乘亲戚的飞机离开北平，飞抵广州，不久又去了香港。
一天晚上，校务会议在梅家开例会。散会后，别人都走了，梅贻琦把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留下，对他说：“我是属牛的，有一点牛性，就是不能改。以后我们就各奔前程了。”冯友兰知道，这是最后的告别了。
冯友兰觉得，梅贻琦非走不可，是有政治上的“难处”。冯友兰没有走，于危难之时接掌教授会，毅然地肩负起“护校”的重任，把一个完整的清华交给了新政权。他说：“我之所以在解放时没有走，主要是由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失望。”并劝其他人道：“不管哪一个党执政，只要能把中国搞好都拥护。”
浦江清也没有走，他想的是，“学校是一个团体，假如多数人不离开，可保安全，并且可避免损失和遭受破坏。”
哲学家金岳霖的理由，则像他的性格一般率性，他自言“共产党毕竟是同胞，不是洋人侵略，还是可以接受的”。
陈寅恪随胡适被“抢救”到南京后，终究也没有走，他觉得自己与政治是绝缘的，只要避开战火即可。他再三说：“我不愿逃到台湾去依附美国。‘父母之邦，不可弃也！’”
1948年12月21日，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由梅贻琦率领，到达南京。梅贻琦一下飞机就抱怨“市内新机场跑道太软，只能载重三千磅”，似为不能多载几人而惋惜，其实，清华大学除外文系主任外，没人愿意随行。
被列入“抢救”名单的人，大多不愿跟国民党走。有一天，蒋介石派了5架飞机到机场，却应者寥寥，反而是家在南方的讲师助教赶上了这次难得的机会，回家探亲。飞机还剩了不少空位，连北大教授袁同礼的老妈子也跟着来了。后来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到机场接人，本以为会有许多“忠于党国”的教授下来，等了半天，却发现飞机上都是不相干的人。蒋介石懊恼不已，不得不停止了“抢救”。
最终，除了梅贻琦等几人离校外，清华269位教师留校等待解放。留下的教授们，草拟了一份《对时局的宣言》，在宣言上签名的清华教授有张奚若、曹靖华、李广田、费孝通、钱伟长、张岱年等37人。
后来，在一次有许多教授参加的招待会上，周恩来幽默地对刘仁说：“你把教授都留下来了，一个也不肯给蒋介石，难怪有人说你的名字是‘留人’（谐音）呀！”
(《北京日报》5.26 孙文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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