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架桥砸下来，“像被推倒的骨牌一样”
湖南株洲市红旗高架桥下的公路上，黄厚
这个年近五旬的农民，已经在桥下穿行了十几年，“几乎闭着眼睛都能走”。高架桥上是来往借道株洲的车辆，桥下――与他的农用车并排跑着的，大多是当地的交通工具。
但这几天，路堵得厉害。黄厚斌的车在不到3公里的桥下爬行了十几分钟，他不停地和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妻子抱怨：“拆桥也没有交警维持秩序。”
妻子凌小春依稀记得，广播通知过红旗路高架桥这几天要爆破。一路上的警示牌和防护栏也证实：这座桥即将寿终正寝。所以，黄厚斌的农用运输车只能贴着防护栏前进。
5月17日16时24分，凌小春看见车窗外的桥顶在“掉土渣”，于是指给了丈夫。
41路公交车司机李莉也感觉到了同样的异常。事发前，他驾驶着公交车行驶到高架桥下时，由于附近路段实施了交通管制，41路被堵住了。
考虑到宣布大桥危险会引起恐慌，李莉借口堵车劝说乘客就近下车。只有两位老人因为年岁已高，不愿意提早下车。为此，这位公交司机编出了一个善意的谎言：“你们先下车慢慢走，如果路通了，我就在前面接你们。”
劝走老人后的几分钟，李莉听到一声巨响。他本能地从车中跑出来。瞬间，坍塌的桥面将41路左侧压扁。伴随着几声惊恐的尖叫，公交车前面的一台轿车也被压垮了。
此时，负责协助维护交通的施工工人李正杰，靠着本能的力量逃了出去。尽管如此，他还是被几十吨重的桥面拍在土地上形成的强劲气浪，推出至少2米远。这位惊吓过度的劫后余生者，目前已经回到农村老家，发誓从此洗手不干建筑业。
多名目击者向记者描述，那座长2.5公里的大桥像“被推倒的骨牌一样，一节接着一节倒了下来”。巨大气浪把一辆小车弹出去，落在了黄厚斌的农用车边上。农用车的车头还是被桥面砸扁了。
爆破方：“桥墩的问题很大”
2009年初，株洲市政府向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递交了拆除红旗路高架桥的申请，并于3月18日得到了批准。5月5日，施工开始。15日，距离事发地约1公里的是66、67号桥墩被爆破。
施工者李文向记者还原了致命一刻：“当时是在109号桥墩和110号桥墩之间进行机械拆除。就是用炮机在桥面上钻洞，让桥面自行坠落。而在事故发生时，在炮机的作用下，靠近110号桥墩的桥面应声落地。出乎他们预料的是，一个跨度的桥面重量，加上桥面倒地产生的巨大能量，让支撑桥面的109号桥墩发生垮塌，接着是108号，107号……直到102号，8个桥墩接连倒塌。”
让李文深感痛心的是，他们当时只做了4个跨（两个桥墩为一跨）的围挡，把车辆和行人挡在桥面覆盖的范围以外。但是从倒塌的第五个跨――也就是协助维护交通的李正杰所在之处开始，没有围挡的桥面下停满了等待通过的车辆和行人，他们中的9位再也没能出来。
“这个项目，任何一个公司中标，都跑不了要出安全事故。”53岁的李文坐在离塌桥现场不远的旅馆里说，此时的他已被焦虑和委屈感包围。作为此次拆桥的施工方南岭民爆的现场协调人员之一，他向记者解释，“桥墩的问题很大”。5月5日，施工队就在红旗广场附近拆除了3座桥墩。李文发现：桥墩使用的螺纹钢直径为12~14毫米，而按照市建设局提供的该桥的验收竣工图，直径应是14~16毫米。
李文向记者展示了一张5月18日的过磅单，上面显示，已经拆除下来的三个桥墩的含钢量为25吨左右，而“按照甲方（市建设局）根据竣工图做的预算，合理的数字应该有60吨。”
依据他个人的经验推算，这座有着121个桥墩的大桥，含钢量只有1000多吨，与其所应达到的2500吨相去甚远。
出于担忧，他曾把这个重要发现透露给一直关注高架桥拆除情况的株洲市荷塘区政协委员彭哲宇。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彭哲宇，5月12日给株洲市政府网站的市长信箱写了《红旗（路）高架桥几个问题和建议》。文中提到：“据施工单位说，拆除红旗高架桥按规定有2000多吨钢材，但现在拆除了三段，推测当时建设方很是偷工减料，预计只有1000多吨钢材。”
对此，市建设局于5月15日答复，“现在只拆除了三个桥墩，还没有办法对具体的钢筋量进行计算。”就在这个过程中，桥塌了。
为何不封路
“在事故发生前，我们给市建设局打了报告，要求封闭施工、定向爆破。但红旗路高架桥爆破拆除指挥部要求我们只能半封闭。”李文说。他自己真正觉得委屈的地方在于，如果仅仅是桥墩的质量有问题，假如按照他们的请求完全封闭施工现场，就算塌桥也不至于有人员伤亡。
根据株洲市交警支队5月3日颁布的《红旗高架桥拆除施工期间交通组织方案》，5月9日到6月20日，红旗广场以北约200米到红旗路、红港路口以南约200米之间路段，除铁道口和大坪路口以
外，将实施爆破钻孔施工。施工期间，红旗路两边各有5米宽的道路供过往车辆通行。
一位株洲市公安系统的人士分析，“交警支队的这个半封闭方案，确实出于无奈。红旗路与建设路是株洲市最主要的两条南北向的大动脉，如果把红旗路全部封闭一个多月，势必把所有南北向的交通压力留给建设路。所造成的后果是，市内大部分南北向通行的汽车都挤在一条路上。”
他进一步分析说，“株洲市的道路布局没有形成网状结构，车辆出行对交通大动脉的依赖过于强烈。施工安全和交通秩序之间的微妙平衡，交警支队很难把握。”
然而，对李文们的施工形成掣肘的，不仅是南北向的半限行。回到红旗路的微观道路环境，大坪路、铁道口、红港路这些东西会对其施工形成制约。
“5月20日，我们要对红旗高架桥实行统一的定向爆破，市政府也制定了一系列全封闭的措施保证爆破的实行。但是，如果整座桥在同一时间实行爆破，就会造成在清理完现场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切断了红旗路上东西向的道路。”李文说，“我们必须在此之前，在现在塌桥的地方提前用机械拆除一跨桥――给红旗路上那些东西向通行的车辆留一条路。如果不用考虑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在20日对红旗路实行全部封闭的那天，把整座桥同时爆破掉。”
正是由机械拆除引发的桥墩连环垮塌，最终以生命的代价，为这一系列相互缠绕的公路矛盾划上了句号。
株洲高架桥坍塌该问责谁？目前，湖南检方已经介入，但没有透露控制的12名相关人员系何人。抑或红旗高架本身即存在质量问题？然而爆破工程的施工使得对高架质量的追查难度加大，因为“整个桥梁的状态已经不是原来设计的状态了”。
(《中国新闻周刊》5.25 李赫然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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