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设灵堂，不作告别，平淡得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但就是这平淡，才显出了隽永。大音稀声，大象无形。活在亲人们、朋友们、读者们的心底，才是真寿者。
静静地离去
丁聪先生去世的消息，毫不令我意外。他静静地躺在医院里已经一个多月了。十天
丁先生和丁太太都是实实在在的人，从不愿麻烦别人，也从不肯做劳师动众的事情。丁太太说，如果丁先生这次在劫难逃，也不打算开追悼会或向遗体告别。怀念他，就请好其书，好其画，从而想见其人。老朋友，大多已届高龄，大热天往返劳顿，于生者有伤，于死者何益？一动不如一静，或可写一些文字，留下他生活的痕迹，留下一片情谊。至于一群不相干的人，行礼如仪，鞠躬如也，了无意趣。
人生如寄。赤条条来，赤条条去。存留在这个世上的，也不过是短暂的过客。谁都会有归去的时辰，即便现在烈火烹油，势焰熏天，就算留下一座巨大的坟茔，一处高耸的墓碑，甚至营造起宏伟的殿堂，并不能为他的生存再添辉煌。我活过，我做了，我无愧，这就够了。何必管那些身后的哀荣。这是人的睿智，也是经历了曲折人生的彻悟。
命运的捉弄
丁聪出生于画家之家。父亲丁悚是海上名家。丁聪从小喜欢画画，可是，父亲却坚决反对他走上绘画的道路。没想到父亲的坚决反对，反倒促成了丁聪学画的决心。
丁聪提着画笔走上了抗日的战场，提着画笔参加了反独裁、争民主的战场，他甚至进了被通缉的黑名单，不得不逃亡香港。可是他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当他欢天喜地庆祝“解放”，热情洋溢投入新社会的建设时，却忽然变成了“人民的敌人”，被发往北大荒，丢下了结婚一年、刚刚生下“小小丁”的太太。他到老也不曾明白凭什么落下来这个罪名，但是他不曾颓唐。他说：“我还是要画！”
戴在他头上的“右派”帽子摘掉了，他回到了北京。他满以为从此就“回到了”人民的队伍。但他很快发现，无形的帽子仍高悬在他头上。果然，一到“文革”，他又被一顿“横扫”，劳动改造去了。他在“干校”养猪，以为不再有重操画笔的希望。可他万万不曾料到，竟会有那一声惊雷，刺破长空。他终于放下了喂猪的料勺，又拿起了画笔。他还是要画，只要一息尚存。
犀利与宽厚
丁聪是和气人，平日里对人总是笑脸相迎，但骨子里却刚直不阿。
“反右”的时候，要他检举一位朋友的“反动言行”，他不能无中生有，也不能落井下石，于是，他自己成了右派。“文革”之时，又有人强逼他交代一位朋友的“罪行”，并列举此人种种“劣迹”以作“诱导”。丁先生听后慢悠悠地说：“我同他相交那么多年，他做了那么多的坏事，居然一点也不告诉我！天底下竟有这么坏的人。”为此，他挨了一顿铁棍，被打得头破血流。就在鼓励告密的时代，他仍坚守着做人的底线。
丁先生生命的最后两年，最遗憾也最痛苦的，是他已无法作画。常坐轮椅，反应也不如先前敏捷，但他谦和仁厚风趣之性不改。
每次见到他，都能感觉他拳拳的情意，也总是叹息自己的无力，既不能纾解他的病痛，也不能给他什么宽慰。幸好我同他合作的全部作品四卷五册，已在他生前结集印出，书名都是他亲笔题写。
开作品研讨会的那天，丁先生大病之后，仍兴致不减为每位到会的朋友在书上签名。遗憾的是书已出版三年，稿酬分文未付。合同俱在，出版社的爽约令我无颜面对常年卧病的丁聪先生。丁聪先生的去世，使我背负了沉重的、无法偿还的感情债务。
（《文汇报》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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