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是20世纪30年代的共产党员，也是从延安来的作家，曾获得过斯大林文学奖，在文艺界资历老、地位高、影响大，且曾担任过《文艺
1955年夏天，“肃反”运动正在全国展开，但作协党组却把重点放在批丁玲、陈企霞上。肃反和思想批判本是不同性质的。在所谓帮助丁玲的会上，周扬提出要丁玲先在作协党组几个人即周扬、林默涵、刘白羽和阮章竞面前谈自己的历史。丁玲把自己在南京那一段日子的情况和自己的错误和盘托出（丁玲1933年遭国民党逮捕，经过一些折磨，3年后投奔陕北根据地）。不料，周、刘、阮三个人听了以后，互相看了看，肯定地说“当然是自首”。
25年后的1980年，从“流放地”回京的丁玲还痛苦地记得，当时会上，暴风雨式地给她加了许多罪名。
在1955年9月6日最后一次会议上，时在中宣部文艺处供职的郭小川作了言辞激烈的发言，被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看中，认为具有战斗力。随后，郭小川出任作协秘书长。
无奈中，丁玲终于分别在两次会上作了检讨发言。
为“帮助丁玲同志认识错误”，在会议期间，周扬、刘白羽、林默涵、阮章竞同她进行了多次谈话，“帮助她准备检讨发言稿”。迫于强大的压力，也由于怕开除党籍，她在最后一次发言中“开始向党认错”。但即便如此，她的检讨还是被指责为“很不深刻、很不彻底”。
会议在组织者的掌握下，根据预先设定的轨道，终于走到了最后阶段。1955年9月6日，召开了党组扩大会。周扬在他作的总结报告中说，丁玲和陈企霞已形成“反党小集团”。最终形成了《中国作家协会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于1955年9月30日上报中宣部并转中共中央。就这样，丁玲和陈企霞在不知情、也没有任何正式通知的情况下，被定为“丁陈反党集团”。
随后，这份中央批发的文件向全国宣传、文艺部门传达。据参与处理丁、陈一案的李之琏说，这个报告和代中央起草的“批语”，“是周扬主持起草的”。
在丁玲一再申诉下，1956年夏天，中宣部组成了以常务副部长张际春为组长，周扬、刘白羽、李之琏等为组员的审查丁玲历史（被捕问题）的专门小组，执行作协党组向中央的报告中所提出的“审查丁玲历史问题”的任务。
在审查丁玲的历史问题上，周恩来曾有过批示，他说:“由于周扬同丁玲之间成见很深，在审查时要避免周扬同丁玲的直接接触，以免形成对立，不利于弄清是非。”后来在审查过程中，专门小组同丁玲谈话时，都没有让周扬参加。
对丁玲等反党问题的调查核实工作，到1956年冬季才结束。这件事在中国作家协会内部引起了震动。调查核实结果是，作协党组1955年关于丁玲、陈企霞等反党小集团的报告中所揭发的丁玲反党的事实，主要问题都不相符，绝大部分属子虚乌有。所谓“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四条错误，都是不能成立或不存在的。例如，说丁玲“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文艺报》的领导人选，中国文联党组原来决定丁玲为主编，陈企霞、萧殷为副主编，而丁玲在陈企霞个人的抗拒下，竟然违反党的决定，把陈企霞、萧殷也列为主编，出现了一个刊物有三个主编的怪现象”。调查结果是:这种提拔是丁玲同周扬商量、周扬同意后才宣布的，周扬也承认这一事实。
事情发展至此，似乎是柳暗花明。不料，1957年整风形势急转直下，陆定一、周扬等人对丁玲问题的态度顷刻发生了重大转变。最终，丁玲被划为“右派”，并被开除党籍。丁、陈一案，其打击面之大，恐怕仅次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
有人认为周扬与丁玲成见很深，他不满意丁玲，是因为丁在毛泽东面前说周的坏话，而毛是相信周的。对此丁玲的丈夫陈明澄清说:
“这是与事实不符的。……丁玲无意当领导，只想搞创作，不会跟周扬争权。延安时期毛对丁说过:‘周扬有个好处，就是懂得一点逻辑。他的长处是听党的话，党正确他正确，党错误他错误。’当然丁玲对周扬也不是一点也没有看法，比如，延安边区参议会第一次选举，周扬跟徐特立老人在同一个单位竞选，周当时说:‘看谁笑到最后。’我们觉得这样说话很不厚道，因为徐特立毕竟是党内的老人，毛泽东的老师。”
“打倒‘四人帮’后，周扬进行了反思，对有些被他整的人表示了忏悔，但在丁玲问题上至死都没认过错，反而说什么丁玲在延安时期就属于‘暴露黑暗派’，又说什么丁玲历史上在南京自首叛变的疑点可以排除，但还有政治上的变节的污点。在1979年文代会上，周扬把作协挨整的人分为两类:一类是该整但整过头了，另一类是不该挨整而被整。丁玲问:‘那我属于哪一类人呢？’周扬没有回答。”
（《周扬传》罗银胜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