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为什么多次辞官
现在，这个副市长职位打乱了吴晗对前程的思路。吴晗回国以后，周总理亲自找他谈话，要他顾全大局，服从革命的需要。因此，吴晗当副市长并不是他的本意。
吴晗当了副市长后，虽然很努力，但工作总不如意，思想并不愉快。他工作了一年，总感到“手忙脚乱，心虚胆怯”，工作“不知从何下手”。于是，吴晗就以“能力薄弱”和“知识的缺乏”为由，恳切地给彭真、聂荣臻写了一封信，要求辞官回到教育工作岗位上去。市委领导亲自找吴晗“恳谈”，希望他“留任”。吴晗最终也只能服从市委领导的意见。
由于吴晗是党外人士参政，他总感到组织上对他照顾多、严格要求少。这是吴晗最接受不了的一个思想疙瘩，也是他后来再提出辞官的原因。
例如，1959年吴晗身边的工作人员发现，近一年来，吴晗生活不如以前充裕，往年购买公债都是1000元，这次只买了500元；把自费订阅的书报杂志也减订了一部分。主要是夫人袁震看病、住院、买药。吴晗是行政六级，工资300多元，收入不算少，但发工资时扣药费、扣出差费后只剩下90多元，入不敷出。吴晗身边的工作人员向领导作了汇报，领导决定给吴晗一次性补助500元，吴晗没有接受。随后，领导又专门规定了袁震看病住院的报销办法。这种无微不至的关心，使吴晗过意不去，感到不自在。
吴晗辞官的原因还有一点，就是长期隐伏在心坎里的心病，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他在1948年到石家庄时，就向毛泽东提出入党要求。毛泽东在给吴晗的一封信中，表示“同意”，但“唯实行时机尚值得研究”。大约也就是这个“时机”问题，吴晗在副市长任上曾多次申请入党，都没有得到批准。对此，吴晗很苦恼。他在1954年给彭真的一封信中说：“因为我不能参加党，党对我是客气的，优容的。”吴晗认为这种“客气”和“优容”对自己简直就是个伤害。
学者和官员的变数
吴晗是个学者，这是众所公认的，包括毛泽东也是更多地把吴晗当历史学家来看待的；但出于政治的需要，有时也把吴当成政治人物看待。
1959年4月，毛泽东看了湘剧《生死牌》，对剧中的南包公海瑞大加赞赏。随后，他的秘书胡乔木根据主席讲话精神找到吴晗，约吴晗写有关海瑞的文章，这自然是因为吴晗是个明史专家。由此引发的《海瑞骂皇帝》、《论海瑞》、《海瑞罢官》都属于学术性的著作。
而当毛泽东由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需要，必须找到一个能把矛头直指彭真、刘少奇的突破口时，吴晗是首选人物。这样一来，上述学术著作就都由学术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成为大毒草。此时，吴晗成了被揪出来的“官”，彭真也成了包庇吴晗的“黑帮”。很明显，只有拿吴晗这个副市长开刀才能联系到邓拓，才能联系到彭真。设若吴晗只是个学者，不是个官，至少用不着毛主席亲自出面指挥组织批判吴晗的文章，亲自宣布《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此时就把吴晗学者的属性剥得精光，变成一个“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可怕政治人物了。1969年，吴晗被迫害致死。1979年平反。
“难于改变”的学术见解
吴晗是个学者，他有独到的学术见解。比如，对朱元璋的评价，他在给傅斯年的一封信中认为朱元璋晚年得了“老人狂病”。毛泽东读了吴晗两次呈送的《朱元璋传》稿本之后，第一次批评吴晗“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后来，毛泽东读了吴晗的《朱元璋传》1954年稿本后，干脆直截了当地说：“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晚年应该写得好点。”吴晗为更好地解读毛泽东的批评，曾花大力气读了几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著作，特别是毛泽东著作。但如何吸收、消化并运用到修改《朱元璋传》中去，仍不得要领，对朱元璋的历史评价依然故我。
吴晗并不是故意怠慢毛泽东的批评，而是没有找到一个可以符合毛泽东意见的思路，以为写历史重在史料，只要史料充分，论从史出就可以了。吴晗并不知道政治家和学者对同一学术问题的评价和标准是不一样的。政治家的评价标准是要考虑对现实的得失和影响，而学者的标准主要是史料的准确性和分析问题的科学性。这个不同的标准，铸成吴晗沿着自己的学术见解越走越远，而对毛泽东的批评意见却理解不到点子上去，未能作出正面交代。
（《炎黄春秋》2009年第6期 苏双碧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