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改革的目的，似欲在行政部门内部构建一种制约机制，让
中国自秦以来，就在政府的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分立方面，进行了多种多样的尝试。唐宋实行三省制，中央政府设立三个平行的最高权力机构：中书省负责根据皇帝旨意起草诏令，即相当于决策机构；门下省负责复审中书诏书；尚书省则下设六部，是执行机构。至于监督之责，分由门下、尚书两省内设机构负责。
这样一套制度安排，还是有一些效果的。但关键是，门下省可以封驳中书所撰诏书。但也恰恰是这种权力让皇帝很不喜欢，而且，经常引发党争而导致行政瘫痪。结果，行之不久，三省制就名存实亡，诸权合而为一。
到明清，中央政府的行政分权结构有一大变。内阁或军机处为决策机构，六部及其他行政机关为执行机构，都察院为监督机构。不过，该制度同样是失败的。
三省制、内阁制失败的根源各有不同，基本可归结为一点：不管权力如何分割，归根到底，相关机构都只是皇帝或者控制了皇帝的某个权臣、宦官的执行机构。这些机构的官员之命运，操于这个超乎其上的一人之手。因而，所谓决策是替这一人决策，所谓执行是为这一人执行，所谓监督也是为这一人进行监督。由于这一人的绝对权力的存在，机构上的分权很难形成彼此的制约。
这一点，恐怕正是拟议中的深圳行政权三分方案的困境所在。市长总是高居于决策、执行、监督三部门之上的。可以想象，决策局的决策也不可能不向市长请示汇报，不由市长最终拍板。既然如此，执行局的活动也不过是在执行市长的决策。三局之间发生纠纷，最终的裁决者必然是市长。最重要的是，三局官员的升迁都由市长来决定。有如此一个市长在，三局之间势难形成有效的分权，也就难以收到相互制约的效果。
（《东方早报》5.27 秋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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