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楼讨薪
章和进，湖北孝感人。1995年，因家境困难，刚上初中的他选择退学到武汉“讨生活”，当了两年厨师之后转行做泥瓦工，随后辗转北京、石家庄等20多个城市。
2004年，章和进觉得在武汉汉口做建筑带班能挣钱，便从村里喊来15名老乡，到一个姓马的包工头那里干活
没想到，到2006年结账时，“马老板”失踪了。
章和进说，他去找承包工程的建筑公司，公司经理说工资已经让“马老板”领走了；他去找劳动监察大队，大队说人家公司已经支付了工资；他去法院，被告知要交1000多元立案费；他给多家报纸报料，记者一听说“讨薪”，说太多了，没法报。
因为“不好意思”面对那些讨债的老乡，章和进说，他两年没有回家过春节。眼看就要到2008年春节了，三婶打来电话，说村里人老是去家里要账，他60岁的父亲被气得中风，瘫痪在床；结婚不到4年的妻子，带着女儿离家出走。
没法活了，2007年年底的一天早上，章和进站在30层楼上，上衣口袋里装着一张3万元的欠条，一张载有“武汉农民工工资已开始全面清欠”新闻的报纸，还有一份写在旧挂历上的“遗书”。
“遗书”上称:“我是一个农民工，在建筑工地辛苦一年多，一分钱没领到还负债累累，恨那些黑心的包工头将工人的工资卷走，我的死就是他们迫害的。”
一个小时后，区信访办主任、劳动监察大队的人、警察，都来了，僵持了3个小时。最后，武汉市劳动局协调建筑公司支付章和进3万元的工资款，同时支付了拖欠其他农民工的31万元工资。
讨了两年的工资没结果，一说要跳楼，三四个小时就解决了。
初次跳楼讨薪成功，章和进开始“反思跳楼”为何能成功。
“记者是关键”。在他看来，只有记者来采访，关注了，那些部门才会感到压力，才会重视，去解决问题。
“策划跳楼”
2007年下半年起，章和进在武昌傅家坡长途汽车站的一处工地打工，年底结账4000多块钱，包工老板说暂时没钱，要等来年结算。
章和进找到几个工友商量，说只要跳楼就可以要到钱，“当时他们都反对，说不能为了几千块钱，连命都不要了”。
他开始讲自己跳楼讨薪的经过，告诉他们只要做做样子，引来记者的关注，就能把钱要到手了，不是真跳。
最后，4名工友决定“试试看”。他们先用公共电话给10多家报社的热线报料，称5名农民工因没有要到工资，准备集体跳楼；接着又分别拨打劳动局、110、119、120和市长热线的电话报料。
章还安排人尽量多拉些农民工在楼下围观制造紧张气氛，楼下留有专门的讨薪工人代表，以便给记者介绍情况及与相关部门谈判。
2008年1月21日，章和进与其他4名工人爬上楼顶，扯开横幅，静等相关人员到来。
一番谈判后，章和进和其他4名“跳楼者”领到了各自的工资。
这是章和进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策划跳楼”。
此后，从2008年初到今年5月，章和进又帮助其他农民工策划了多次民工跳楼。
“永远不用跳楼就好了”
章和进出名后，许多农民工来找他讨教如何讨薪，他都是无偿帮忙。
章和进认为，“跳楼”是需要策划的，没有人关注，没有记者和警察到，没有相关部门出面，成功的几率太小了。
5月28日，武汉当地媒体报道，章和进承认自己自2007年以来，策划多起农民工“跳楼讨薪”，他也被称“武汉最牛跳楼秀‘导演’”。
章和进排斥“跳楼秀”的说法，在他看来，“谁吃饱了撑的去跳楼啊，农民工讨薪求助无门，能怎么办”。他多次希望记者能帮他联系一个律师，咨询一下自己的行为是否构成违法犯罪，“我其实不怕拘留，毕竟我没有杀人放火，结果也没有人伤亡，而且是那些农民工主动来找我帮助讨薪的”。
他说，他现在最大的愿望是，去哪儿打工，都能按时发工钱，“永远不用跳楼就好了”。
(《新京报》6.10黄玉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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