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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园传承的大师轶事

2009-06-18 来源:文摘报  我有话说

和阅读正经“校史”或者“学校大事记”不同,年轻学子们在传诵老师“传奇故事”的过程中,不仅自然而然地发出对学术文化的尊崇感,其对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内涵的理解也将深刻得多。

金岳霖:老师对学生,就像学者对学者

抗战时,被誉为“中国哲学界之第一人”的金岳霖也

跟着到了昆明,去了西南联大。金岳霖授课时常常不带书本,不带讲稿,走进课堂只带一支粉笔。而且经常一堂课下来一个字也不写。他曾开设一门选修课:符号逻辑。对很多人来说,去听课就如去听天书。因而每次上课,教室中只有零星几人。其中有个叫王浩的学生却是例外,他能够懂得此门学问的奥妙。金岳霖经常会在讲授过程中停下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于是这堂课就成了师生二人的对话。

金岳霖一直强调说学生要有自己的见解,而且鼓励他们发表自己的见解。有一次在一个逻辑讨论会上,有人提到了当时享有盛名的哥德尔的一本书,金岳霖立即感了兴趣,说要买来看看。他的大弟子沈有鼎立马对他说道:“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闻言,并无恼怒,只是说:“那就算了。”沈有鼎的学问好得不行,但就是不肯写文章,总到处听别人讲课。金岳霖的课,他不来。金并不恼,他们还是好朋友。

潘光旦:中国教育和做人之道“离得很远”

有一年,清华园中有一位学子拄着拐杖找到了校长:“校长,我这样还能留学吗?”

“怕不太好吧!”“为什么?”

“人家美国人会说:中国是不是两条腿的人不够了,连一条腿的也送来了。”

这时,一位美国教员发话了:“连他都不能去,还有谁能去?”后来,学校易长,这位学子遂得赴美。他成为中国第一位单腿放洋的学子。若干年后,一颗耀眼的明星冉冉升起,世人开始知道了他的大名:潘光旦。

自此,当年清华园那个单腿少年,开始真正地“独”步中国学术界。

潘光旦的博学多才早已驰誉儒林,成为各方公认的活字典。然而,潘光旦又何止于“博学多才”呢!他的难得之处,还在于将自己的通才思想落实为通才教育,涵育了大批通才。老清华之能成为通才教育的典范,作为教务长的潘光旦是有大功的。

作为教育家,其对旧时教育的弊端体会尤深。他认为近代以来所谓新教育,有许多对不起青年与国家的地方,尤其是教育没能使受教育者做一个“人”、做一个“士”。中国教育没能跳出三个范围:一是平民教育或义务教育,目的只在普及、识字,教大众会看简单的宣传文字;二是职业教育或技能教育,只教人学些吃饭本领;三是所谓人才教育,只不过培养一些专家或文官。三者都和做人之道“离得很远”。在他看来,教育应当培养出“士”的情志,平时牢守“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危难中体现“见危授命”、“士可杀不可辱”的志节。“教育不知做人造士为何物,因而应该忏悔。”其言针针见血,足见潘氏深得教育三昧。

刘文典:与吴宓唱对台戏

在西南联大,除了讲《庄子》,刘文典讲《红楼梦》亦是一绝。有一次,吴宓要讲《红楼梦》,刘文典也就近找了个教室,对着讲《红楼梦》,和他唱对台戏。其时天已近晚,讲台上燃起烛光。不久,刘文典身着长衫,缓步走上讲台,坐定。一位女生站在桌边用热水瓶为他斟茶。先生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于是他拿起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溆”四个大字。

这次讲座原定在一间小教室开讲,后因听者甚众,改为大教室,还是容不下,只好改在联大教室区的广场上,学生席地而坐,洗耳恭听刘教授高论。

下面除了有百十号学生,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教授。回去后,此人在日记中写道:“听典讲《红楼梦》并答学生问。时大雨如注,击屋顶锡铁如雷声。”此人就是当年清华国学院的主任吴宓。尔后,吴宓日记又一次写道:“听典露天讲《红楼梦》。”要知道,刘文典可是他吴宓的对头呵。

确乎如此。刘文典讲课时,同样是守旧派人物的吴宓也会前去听讲,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刘教授闭目讲课,每讲到得意处,便抬头张目向后排望,然后问道:“雨僧(吴宓的字)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教授照例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两位名教授一问一答之状,惹得全场暗笑不已。

(《文汇报》6.11刘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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