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炽，离休前任上海市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曾负责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1893~1981）生前的后勤保障管理工作。他讲述了宋庆龄最后一次回上海的情景。
宋庆龄生前曾多次说过：去北京是上班，到上海是回家。1978年12月30日至1979年2月25日她最后一次回上海，回到了她在上海淮海中路的寓所。她这
招待客人
1979年1月1日下午3时，宋庆龄在家里举行元旦聚餐，用茶点招待市委的有关领导，以此来庆祝元旦。出席的有彭冲（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王一平（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张?平、沈粹缜（时任中国福利会秘书长）和我。粉碎“四人帮”以后，宋庆龄还是第一次回到上海过元旦和春节，当时大家都很高兴，互道新年祝贺。大家围坐在一张长方形的桌子周围，宋庆龄跟大家说：“好多年不见，很高兴见到大家。”席间，大家谈论着“四人帮”对整个社会的冲击，同时也就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搞好和加快国家的经济建设畅所欲言。气氛十分热烈。
因宋庆龄在中国福利会成立40周年（1978年6月）之时未回上海参加纪念会，这次宋庆龄于1月26日下午5时在家里招待中国福利会领导。在这次聚会过程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在座的各位同志都非常高兴能够见到久违的宋庆龄，其中有一位同志举起酒杯，站起来说：“祝夫人健康长寿。”宋庆龄马上回答道：“我最不喜欢这样，大家边吃边谈，交谈交谈多好。”随后，大家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了这次活动。临别之时，宋庆龄还送给每人一份水果糖。
出卖旧物
上海人有句俗语：“卖旧货是不得已之事。”宋庆龄当时既有外国朋友的来往，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又很关心照顾，因此经济上出现了窘况。虽然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家中的物品能够保留到现在确实不易。但是，宋庆龄需要钱用，这次回来，她把家里的东西经整理后，于1月底卖了一些物品。宋庆龄的东西一般都是整批地卖，卖的物品主要有船模型、旧无线电、显像管、翡翠摆件、皮衣服等等。宋庆龄对我说：“你去处理。”我先找了商业系统的人，由他们派旧货商店的人员来估价。然后，管理员周和康把十几件皮衣和其他旧物，用黄鱼车搭载，送到我办公楼（康平路188号）的一楼。商店的人不知道是谁卖旧货，我们虽然都知道，但不能告诉他们。
在这些物品被卖之前，我就向彭冲进行了汇报。他和市委主要领导作出指示：东西不管值多少钱，因为是宋庆龄的物品，其中可能有很重要的文物价值，所以要妥善处理。后来这些物品除了翡翠摆件由上海市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垫付买下，并放在机关的仓库外，其余的物品均由旧货商店处理了，当时完全是按照这些物品的实际价值进行估价的，一共才卖了2000多元。宋庆龄一直以为那些翡翠摆件是真的，皮货也是好的。所有物品被处理以后我向宋庆龄汇报，宋庆龄当时讲了一句话：“我还以为这些东西能卖到这个价钱的10倍，没想到是这点钱呀！”
宋庆龄逝世后，这批翡翠摆件全部交付宋庆龄故居了。
清理资料
宋庆龄这次回来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清理资料，其中以书信居多。宋庆龄清理资料都是自己动手，不会叫其他人来帮忙。我们体会到，处理此类事情对她来说是不愉快的。当她看到一封封信件和资料时，睹物思人，过去很多的事情会涌上心头。孙中山先生逝世得早，一直以来她一个人独自奋斗，在捍卫孙中山思想的过程中，历经了千辛万苦，仅有的几位革命战友也因为种种原因离她而去。宋庆龄生前最痛恨那些造谣生事的人，对于这种人，她曾经说过：“要掴他的耳光。”
这次清理非常累，每一封书信她都要亲自过目，决定是否有用，是否需要留下或是处理掉。阿姨(钟兴宝、顾金凤)只能是帮忙搬动搬动，留下的信件只是小部分，绝大部分都销毁了，重要的资料都留下了。处理完这些资料后，她的脚背都肿了。
后来我们在清理宋庆龄的遗物的时候，就寓所里所有的物品都进行了登记造册。当时我首先清理她的卧室，在卧室里首先清理壁橱和文件箱。文件箱没有上锁，箱子一拉开，我首先看到的是里面的信件，共有26封。我看到有汪精卫、蒋介石、李宗仁给宋庆龄的信件，有宋庆龄与戴季陶谈话的书面记录，有毛泽东请她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等特别重要的信件等。这次清理出来的还有40多份党内文件，上交上海市委。
给寓所拍照
宋庆龄这次回上海，还特意交代摄影师将寓所的房子进行了全景拍照。我想，她大概是因年龄、身体的原因，不能常回上海，想留一个纪念吧，她是多么地留恋上海的家呀!
在短短的50多天时间里，宋庆龄是非常繁忙的：作为一位已经87岁高龄的老人，宋庆龄一共接待了15批客人；写了十几封信件；应新华社之约就国际儿童节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还要亲自动手清理资料、整理物品；等等。总之，宋庆龄这次回来，既短暂，又繁忙。加之她身体不好，脚肿背痛，凡事都要事必躬亲，确实不易。后来由于宋庆龄要在3月份去北京会见一些海外客人，就于1979年2月25日匆忙离开了上海。
(《百年潮》2009年第6期 李家炽口述 黄玉抒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