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初，一本印着“世纪大独家”、“国家持续隐蔽的战后最大禁忌”字样的书摆上了日本各大书店的畅销书架。这本名为《自卫队秘密谍报机关――被称为青桐战士》的书，披露了日本自卫队向中国派出间谍，刺探军情的重大内幕。该书的作者是渗透中国37年之久的日本间谍、日台经济人协会理事长阿尾博政。
20世纪80年代一个炎热的夏夜，海口市一家高级宾馆的豪华套间内，一个略微秃顶的日本男人蹑手蹑脚地拎着皮箱来到窗子旁。他从箱子里拿出一台酷似收音机的机器，熟练地架好机器、对准波长。传出的声音开始有些嘈杂，但慢慢变得清晰。
不知道是因为门外传来了簌簌的衣服摩擦声，还是本能使然，这个日本男子突然感到胸口一阵紧缩，神经质地感受到一股从未有过的恐惧感。仅几秒钟时间，他拔下天线，把机器扔到床下，迅速按下电视机的开关，一个箭步冲到床上，看起了电视。两分钟后，急促的敲门声响起。他假装睡眼惺忪地打开了门，两个强壮的男子冲进了房间，环视一周后，其中一人说：“原来是电视”。日本男人心中一阵战栗，但他的脸上仍挂着疑惑的表情，用日语向来者提问，两名中国男子很快就不耐烦地走了。
这个日本人就是阿尾博政，日本自卫队派驻中国的间谍。藏在床下的机器，是他从台湾带来的受信机。阿尾知道，他差点就大难临头，来人很可能就是中国国家安全部门的人员。
地狱般的特种训练
1930年，阿尾博政出生在日本富山县。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一片法西斯狂热中度过的。少不更事的他，很快就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忠实追随者。
1959年，阿尾博政以优异成绩考进了日本自卫队。等待他的是“地狱”般的训练生活。刚进学校，他就碰上了每年一度的对抗性马拉松竞走，看似平常的比赛，却有一个要求――全体队员必须同时到达终点。“这项比赛要求必须把落后的人员拉着一起到达目的地，这最适合培养团队精神，同时也唤醒超越个人体力界限的能量”。此后，他苦练实弹射击，学会熟练使用各种枪支，刻苦训练匍匐潜入的技巧――在机枪的强烈扫射之下，匍匐爬行70到80公里……
所有艰苦的训练，在阿尾博政面前似乎都成了小菜一碟。渐渐地，他获得了上司的赏识，很快就升为小队长。不久，连队长推荐他参加一个神秘的研究课程――特种部队训练。他面对的是更加苛刻的“地狱”训练――美国留学归来的训练员每天都给他们安排超越体力与精神极限的训练项目，比如，一个人在黑熊出没的树海中度过一天一夜；携带1天的食物，进行3天的高强度训练……一些营员终于因为无法忍受而自杀。但阿尾博政却从不退缩，他在多年后仍很感激这段经历：“特种部队的训练培养了我，让我在任何严酷的情况下，也能保持作战的自信。这对我今后作为秘密谍报员十分有益。”
对华间谍战的老手
结束在特种部队的训练后，阿尾博政被分到了一个名为“武藏机关”的部门。这是日美共同建立的谍报机构。他很快接到了第一个任务――以新宿的一间公寓为据点，侦测俄罗斯的情报。其间，他施展美男计，骗得一名俄罗斯旅行团女翻译的信任，让她为自己拍摄俄罗斯军事机场的照片。
随着工作的深入，颇有“追求”的阿尾博政感到，自己只不过是美国的一条“走狗”。他多次向上司提议建立日本独立的情报机构。半年后，他的建议终于得到批准。但上司告诉他，“要建立独自的情报机构，你必须辞掉在‘武藏机关’的工作，还要真正退出自卫队。”这意味着他不仅会失去养老金，连工资也没法保证。尽管如此，阿尾博政还是离开了“武藏机关”，并为自己的谍报系统起名为“阿尾博政机关”。
开始时，“阿尾博政机关”主要从事国内谍报工作。为此，他卖过菜，办过洗衣粉销售店，甚至当过运货司机……
阿尾博政的隐忍终于得到了回报。1972年3月，他被自卫队上层机关召见。上级指示：“不久的将来，日本就要和台湾断交。日台关系会变得很复杂。从日本安全保障的大局出发，需要有人监视台湾。希望你能完成这项任务。”就这样，阿尾博政以经济学学者的身份潜入了台湾。不久后，他又在台湾间谍部门的委托下，将目光锁定中国大陆。
由于有经济学家的身份，阿尾博政很快就以“民间交流”为借口频繁出入中国大陆。一开始，他找不到其他门路，就用秘密相机拍摄中国的街头景象，或到新华书店里搜集中国的各种出版物，并想法设法搞到了一些非正式的出版物。通过日益丰富的人脉关系，阿尾博政渐渐找到了更多的侦测机会。一次，在中国政府官员的介绍下，他被安排到部队去交流。在部队参观期间，他看到很多军事设施和武器。他不动声色，要求和部队人员合影留念，借机拍下了当时中国最尖端的军车。
日本和台湾都急切地想知道海口空军战斗机的配备情况。阿尾博政多次接到命令：必须寻找一切机会刺探相关情报。开始时，阿尾头绪全无，只能不断在海口的机场乘坐飞机，观察海口机场的情况。几次之后，老练的他终于发现，海口机场的一个角落多出了一个掩体。阿尾博政兴奋不已，因为他本能地感觉到那正是军用飞机的格纳库！机上人多，左右都是中国人，阿尾博政在几秒钟之内就想出了对策――他换了座位，坐到了最后一排。飞机起飞前，他拿着相机疯狂地按下快门，就这样，掌握了中国最新战斗机型号的情况。
久而久之，阿尾博政成了对华间谍战的老手。从1982年开始，他为日本陆上幕僚监部呈报了150篇关于中国情况的报告。即便在退休后，阿尾博政都没有真正离开对华间谍战这条战线。如今，已经78岁的阿尾博政继续担任日台经济人协会理事长，仍然关注着日本的对华谍报活动。
百年对华情报战
阿尾博政为何不惜暴露日本的国家机密，将自己的对华间谍行动写成书？有分析认为，他试图通过此举，让日本政府更加重视对华谍报活动的重要性。在中国不断崛起的新时期，像阿尾博政这样的老牌间谍，一直在敦促日本政府更全面地关注、监测中国经济、军事、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
实际上，阿尾博政在书中披露的情况只是日本对华间谍活动的冰山一角。
日本针对中国的间谍活动从18世纪就已开始。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对中国情报刺探活动达到高潮。1886年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派荒尾精中尉秘密潜入中国，将大量在中国活动的日本浪人纠集起来，组织了庞大的间谍网，开始以各种形式刺探中国的情报。后来，他根据成员在中国各地搜集到的情报，编纂成厚厚的一本《清国通商综览》，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交通等诸多方面，为日本军政当局侵华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进入20世纪，日本对华情报战更加猖獗。特别是侵华战争前夕，日本向中国派出了难以计数的谍报人员。比如，日本政府曾派出千余人潜入中国，进行非法测绘。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方面发现，侵华日军使用的军用地图，竟然比中方的军用地图还要精确，重要地段的一棵树、一间房，都被记录得一清二楚。
二战后，日本派间谍大规模潜入中国，是在1972年中日建交、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以后。他们派出一批精通汉语的谍报专家，以使领馆为主要阵地，通过不断发展与留学生、工程技术人员、专家以及华侨的私人关系，刺探我国情报。同时，他们向名目繁多的民间代表团、民间机构，安插大量的谍报人员，打着“交流、参观”的旗号，大肆窃取中国的经济、技术情报。
几年前，两名日本国公民以考古为名，在中国的一些地区擅自测绘，最终在江西境内被抓获。被我国警方缴获的资料中，就有他们特别标注的部分军事设施的详细位置。
2006年9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曾裁定，两名日本外交官是日本外务省派出的间谍，他们为“国际情报统括官”组织工作，北京高院认定该组织是间谍机构。同年，国家安全局逮捕了《中日经济新闻》杂志的创办人、日本籍男子原博文。他从1995年开始，为日本外务省搜集中国情报，提供了大量中国的机密文件复印件，内容从“邓小平的健康状态”、“中国的对外政策”，到“中国领导人对解放军的内部讲话”等，不一而足。
另据报道，在日本本土，有一幢大楼专门为广播监听而建，内有8名监听人员全天24小时监听和收录中国中央及地方电台广播节目，并整理、制成卡片，分类存档。日本亚细亚综合开发研究所近来开设了一种新的服务项目，即向日本商社、金融机关输送各国经济情报信息。在中国境内，日本的商社和金融机构已发展到近千家，遍布大中城市，他们或亲自下手，或利用中国雇员，从事经济间谍活动。
(《环球人物》2009年第5期 孙秀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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