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行离去三年多了。我时时想念他。我们相识于20世纪40年代。我是杂志编辑，他是作者。日子一长，建立了友谊，有了私人来往。
中行一生过的是平民生活，《东方之子》曾播过他由北大去人教社挤公交车的镜头。他晚年由北大搬到德外新居，女儿们建议装修一下，他说四白落地挺好。他用了多年的旧藤椅，藤断处用
记得1943年一个晴朗的晚秋，我和中行在中南海散步。在紫光阁以南不远的地方，我们在树下一条长椅上休息。这条长椅，我是无意中坐下的，而中行却是有意选择的。他娓娓谈起一段往事――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杨沫和中行已经分手，决定离开北平。就在这条长椅上，杨沫剪下一缕青丝赠他作为纪念，说以后难得一见了。
我那时只知道她是白杨的姐姐，不知杨沫的名字。白杨在战前北平以杨君莉的名字演话剧，后和赵丹演《十字街头》电影，一举成名。白杨的名字是中行给起的。
1958年，小说《青春之歌》和电影相继问世，很受社会好评，林道静和余永泽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谁是余永泽？一些读者开始对号寻人。
中行和杨沫有个女儿徐然，虽已30多岁，一向不知张玄（中行学名）其人，仅知道小说里和母亲有过婚恋的余永泽。她在一篇文章里写道：1974年秋日，妹妹一脸神秘地瞧着我笑，“姐姐，别人说你是妈妈和余永泽的女儿！”这（突如其来）有如惊雷贯耳的一句话，立刻使我麻木了，已经叫了三十多年的爸爸怎么不是我的爸爸！
杨沫和中行又有了联系。她对中行说，小说是小说，不要当历史看；中行虽然点头，却对徐然说，我家那位老太太（夫人）最不谅解的就是你妈在书里写我……
其时，社会上许多读者，都已经把余永泽和中行对上了号。前《读书》杂志主编沈昌文回忆说：对余永泽，我是瞧不起的；对张中行，我也保持着距离，我怕跟他接触，会被人说什么坏话。社会上很多人在提起张中行时，都把他和余永泽联系起来。
深谙世情的中行在默默中背着余永泽这个沉重的影子。
中行连续出书，陡然成了名，当一些传媒知道他是作家杨沫的第一个丈夫以后，就开始不断刊发有关他和杨沫的文字。《负暄琐话》于1986年9月出版，其中一段曾记和杨沫分手后，中行途经昔日与杨沫同住的沙滩大丰公寓，引起了阵阵思念。
女儿徐然曾有文记述说：先生、母亲和我有过一次聚餐，妈妈做东，欢欢喜喜地在东城一家餐馆点着菜。坐在桌前，先生以他一向简朴平实的习惯指点说：看你还是这大手大脚！要这么多菜干什么，哪吃得了这么多！那声音、那笑容却是极亲切。
但两人的关系又有了变化。
1994年杨沫的《青蓝园》出版。在回忆她和中行婚姻关系时写道：“张玄（中行）发现她与马五江的关系，不禁大怒，踢翻了火炉上的蒸锅。”这似乎说明她要求分手的理由很充足。中行来信说，某君有好出风头、面上抹粉之瘾，饥不择食，往有关人身上泼些污水，可鄙亦复可怜。《青蓝园》的出版，加重伤害了中行老人凄苦的感受。这样，1995年杨沫去世时，中行也就没有参加告别的心境了。
（《今晚报》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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