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11日，当代中国两位学界泰斗季羡林、任继愈同日辞世。
让我们暂抑伤痛，在泪光中回望两位巨擘的生命脚步，感知他们的心灵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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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心孤诣一代宗师 | 凤毛麟角静水深流 |
季羡林先生走了，带着他的满腹“烂字典”和广博学问。他生命中的最后绝笔“弘扬国学，世界和谐”，那是7月10日下午的题词，这般脱尽铅华的大白话，是这位学术巨人用一生的学术求索和人生阅历浸泡出来的。人们或许不知道，季先生还有另一句大白话“该死就去死，不必多嘀咕”，这是从陶渊明的“纵流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化悟而来的。
总理赶来送别
据季羡林弟子钱文忠透露，季羡林去世3小时后，获悉消息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便赶到医院送别。温家宝说：“我准备在8月6日为您祝贺生日，还准备几个问题和您讨论啊。”此番话令在场者无不动容。
据了解，近年有多位国家领导人探望季老。温家宝总理曾先后5次看望季老。这五次探望的时间分别是2008年8月2日、2007年8月3日、2006年8月6日、2005年7月29日、2003年9月9日。
温家宝总理在看望的时候曾对季老说：“您写的几本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中国知识分子历经沧桑、艰难困苦，但爱国家、爱人民始终不渝，他们不懈奋斗，把自己的知识奉献社会、服务人民。您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那时，您利用在传达室看大门的时间，翻译了280万字的梵文作品。这不仅是个人毅力决定的，也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对真理的追求，对国家充满信心”。
学术成就
有说法称，若用百米赛跑比喻季羡林一生的学术研究历程，1978年67岁以前，他只跑了二三十米；生命后30年，他才跑完最后七八十米。1978年至2002年，不计散文、杂文、翻译，单就学术著作，季羡林就写了二百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了11部学术著作，内容涉及古今中外的语言、文学、美学、宗教、文化交流，甚至科学技术。
公众知晓季羡林，主要通过他的散文随笔、译作。从17岁开始写第一篇散文，几十年笔耕不辍，这位“业余散文家”，迄今散文、随笔已逾150万字。1998年4月，《牛棚杂忆》出版，被称为“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
“文革”后期，受迫害的季羡林担心自己把梵文忘了，便开始偷偷翻译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这部2万余颂、译成汉语9万余行的巨著，是季羡林10载的心血，面世时被引为我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
但是，其弟子钱文忠说，季老享誉国际学术界的，是他以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梵文、巴利文，包括佛教混合梵语在内的多种俗语、吐火罗语，并由此解决印欧语言学和佛教史上的重大难题。
季羡林称：“我的学术研究冲刺，起点是在80岁以后。”在1992年之后的十年里，他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著作：《糖史》、《吐火罗文译释》和《中国佛教史・龟兹与焉耆的佛教》。
作为中国唯一可以释读吐火罗语本身的学者，他的笔下，诞生了世界上第一部大规模吐火罗文作品的英译本――《吐火罗文译释》，终结了王国维慨叹“吐火罗文残卷在中国出土，却无中国人研究”的尴尬。吐火罗文残卷，往前推移了中国历史，让佛教在中亚的传播史、佛教传入中国的经过、新疆古代戏剧对内地汉剧的影响等一系列问题，得以重新考虑。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季羡林还投入大量精力，在敦煌学、吐鲁番学、比较文学等新的学术领域开创与完善。他一身担任的学术领导职务，一度多达一百多个。
自嘲“烂字典”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树英同季羡林先生有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他说季先生自嘲为一本“烂字典”。原因是他走到哪里，人们都追着他问个不停，他也不厌其烦有问必答。
王树英也把季先生当作自己的一本“字典”，从做学问到做人，处处向季先生请教。他说:“早年我写《印度文化与民俗》，这样的书中国没有，外国也没有。在写以前，我很有把握，可是写的过程中卡壳了，因为外文没有参考书，中文的更没有。我有点不知怎么办才好了。我跟季老先生汇报这事，老先生说了一句话：‘如果有现成可参考的书，那你这个书还有什么价值？’我一下就醒悟了。于是我排除万难搞研究，最后书出版了，还得了中印友谊奖。他这一句话对我的启发，使我终生都受用。
不完满才是人生
“未名四老”之一的张中行生前曾在《负暄三话》中写到，“季先生以一身而有三种难能：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厚，三是有深情。”
《负暄三话》中有这么一个著名的段子：某一次开学，新生来校，带着行李在校门下车，想去干什么，行李没有人照看，恰好一位白发、苍老、衣着陈旧的“老工友”在附近，便招呼“老同志，给我看一会儿！”老先生说“好”，就给他看着。直到开学典礼，学生才发现“老工友”竟是“校长”。
在他家工作过的保姆要读书，季羡林汇款一张：“这些钱助你读书，都是爬格子所得，都是干净的。”直至老年，他都坚持往山东自己的家乡小学寄钱寄书。
前些年，北大曾接受了一笔大捐赠，来自于季羡林。这笔捐赠中，仅古字画就以百计。据透露，“季羡林收藏的最底线是齐白石，这些藏品中甚至有苏东坡的《御书颂》。”除却字画，赠品还包括古砚、印章、善本，以及他毕生的稿费。
于他人慷慨，他的个人生活却是简朴的。张中行曾写道，在北大，他的装束远远配不上他煊赫的头衔。“一身旧中山服，布鞋，如果在路上走，手里提的经常是个圆筒形上端缀两条带的旧书包。”
这位素朴的老者，在当下这个讲究包装的年代，成为了稀缺品。以梵文为专业的他，甚至被戴上了“国学大师”的帽子。于是，他在安卧病榻写就的《病榻杂记》里，一口气辞去了“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顶帽子，此后欢呼：“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季羡林平生最敬仰四位前辈：陈寅恪，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胡适，力举“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梁漱溟，“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马寅初，“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季羡林曾与巴金、臧克家等朋友相约，“何止于米(88岁)，相期以茶(108岁)”。可惜，他们谁也没有做到。生前，他在文中写道：“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羊城晚报》《北京青年报》7.12樊克宁朱玲等文)
四度译注《老子》，只为“弱势群体的声音”
任继愈1916年4月15日生于山东省平原县，1941年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获硕士学位，后执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至1964年。1961年他主编出版的四卷本《中国哲学史》，至今已再版十余次，被奉为教科书中的经典，全国大学大多采用此为教材。
1959年，毛泽东找任继愈谈话，询问有关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研究的情况。毛泽东表示，北大应加强宗教研究。1964年，任继愈受命组建我国第一所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担任所长至1985年。
数十年学术之路，任继愈研究哲学史、宗教史，学问淹博通达。他提出，儒、释、道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其弟子、学者李申说，任继愈“不仅是研治中国哲学的专门家，而且是一位全方位研治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毛泽东评价他早年的佛学研究文章是“凤毛麟角”。
在其自传性文字《我的追求》中，任继愈谈及，自己决意终生治学，发端于1938年“七七事变”爆发后目睹的民间疾苦。“从此，我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
2007年，91岁的任继愈完成了他的新作《老子绎读》，这是他第四次注译《老子》――因为《老子》“反映的是弱势群体的声音，最早也最系统地表达了农民的愿望和要求”。
热衷古籍整理，从不做“挂名主编”
临终前不久，国图晚辈去北京医院探望病中的任老。据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介绍，他已神志不清，嘴里不停地念叨，言辞含混，但大家还是听清了三个字――“图书馆”，“他反复说了几遍”。1987年，任继愈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调任国家图书馆（时称“北京图书馆”）馆长，直至2005年退下。但退休后依然坚持每周一、四到馆。去年落成的国图新馆，还有任老办公室。
正是在任继愈的重视下，大量少数民族语言的善本特藏得以整理和保护；大量学者藏书和名人手稿也得以收集入藏国图；面向读者的“文津讲坛”，他不仅亲自主讲，还几乎月月去听……
晚年，古籍文献整理成为任继愈投入精力最多的大事业。从《中华大藏经》的整理出版到《中华大典》的编纂，再到国家图书馆馆藏《文津阁四库全书》、《永乐大典》、《中华再造善本》和敦煌遗书的整理出版，任继愈都亲自过问，有些亲自担纲编纂重任。在他看来，古籍有别于一般文物，“只有人们能阅读、能利用，才算真正发挥了价值”。
在这一系列“苦差使”中，任继愈从不做“挂名主编”。大到选题框架、写作提纲，小到部分篇章的审读，总是亲力亲为。因为“有些青年人读古书已吃力，他们作古籍整理，肯定要比我们花费更多工夫。我们多做一些工作，后人就能省些事”。
“不关注人、不关注社会的学问是假学问”
多年来，任继愈坚守三个规矩：“不过生日、不赴宴请、不出全集”，以免“浪费财力、物力，耽误人家的时间”。九十大寿也没例外。年过九旬，他依然坚持凌晨4点多就起身工作。即便视网膜脱落，右眼几近失明时，他还是坚持每天工作六七个小时。他经常教育子女：“怠为万恶之源。”
在给女儿任远的信中，任继愈说：“读点历史，使人懂得‘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能用一时的行时或冷落来评量学术上的是非。有了这样的认识，心胸可以放得开一些，不至于追逐时尚，陷于庸俗。”任老最自豪的是：“我写的，完全是我想通了的，没说别人的话，不凑热闹”。他说，“世间没有纯学术的社会科学，不关注人、不关注社会的学问是假学问”。
让孤本、善本得以开发利用
任馆长18年，任继愈从未停止对图书的“建设”添砖加瓦。“书是让人阅读的，和钟鼎这样的文物不同。现在有些书躺在图书馆里，不整理就不能发挥实际作用。”他最欣慰的是通过多年的努力，让许多孤本、善本得以开发利用，其中最宝贵的就是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敦煌遗书》并称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的《赵城金藏》。
任继愈认为珍贵的古书不同于文物，仅仅保存完好还不够，还要开发利用，让更多的人可以阅读。1982年，国家召开了古籍整理规划会，整理1000多个项目，唯独没有佛教道教典籍。作为委员之一，任继愈提出佛教典籍也是古籍，也需要整理。经过批准之后，设立了项目，并成立了“大藏经编辑局”，以《赵城金藏》为基础，又挑选了8种有代表性的《大藏经》作为对比参照，编辑《中华大藏经》。将9种佛教典籍集于一身，这在世界上也是史无前例的。
不信教却有两名“偶像”
任继愈不信任何宗教。“信教的人不能研究宗教，也正如马克思说的，跪着看别人，总是比别人矮了半截，难以保持客观。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来研究，才能做到比较客观，既不走样，也不迷信，也不轻率否定。”他认为，宗教常常是用虚幻的许愿来吸引人，无论进天堂还是上西天都是一种引诱。“人要相信自己，匍匐在偶像下面，不可能成为真正独立和自由的人。”他对《易经》同样有深入的研究，但也不信任何占卜和预测。他认为，在21世纪科学思想普及的年代，我们的观念不能停留在崇古、迷古的水平上，而应当理解古人为认识世界、追求真理所走过的曲折道路。
然而，任继愈也有自己的“偶像”：“我一生最佩服两个人。一是鲁迅，一是居里夫人，因为这两个人都是有高尚人格的人。”
对于个人的成就，任继愈认为机遇和大环境很重要，不能都算在个人的账上。任继愈痛恨现代生活中形形色色的迷信：假借科学的旗号，歪曲科学的成果，或者利用科学手段为其张目，公开宣扬新的有神论；宣传超物质、超自然的意念能力，自称为神，甚至扬言要把整个人类都度到某个光明的世界中去；加一些科学词语的包装，贩卖伪科学，宣扬地地道道的现代巫术；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幌子，大搞封建迷信活动，把腐朽的算命术叫作预测科学等等。
养心第一养身第二
不像其他的老人总是为自己的健康担惊受怕，任继愈说，不要老是关注自己的身体，顺其自然就好。年轻时他喜欢运动，初中时喜欢打篮球，高中时喜欢打网球，大学时喜欢打乒乓球，并曾经代表北京大学参加乒乓球比赛，他诙谐地说：“球越打越小。”
“养心第一，养身第二；神养第一，药疗第二；自医第一，求医第二。”这是一辈子研究哲学、宗教的任继愈的养生心得。
(《北京青年报》《羊城晚报》7.12 樊克宁 朱玲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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