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
我和郭世英高中都是北京市101中学的，当时我在58级高中一班，郭世英、张鹤慈、叶蓉青在58级高中二班，孙经武在四班。张鹤慈的父亲是北大生物系的张宗炳教授，著名的杀虫剂研究专家。孙经武的父亲是国防科委副主任，中将军衔。叶蓉青的父亲是成都军区一位高级干部。
我们一班和二班就一墙之隔，所以我每天都能看见他们。郭世英每天都要和张鹤慈、孙经武、叶蓉青讨论问题，即使是课间休息十分钟他们也不会放过。他们不希望有其他同学参加他们的讨论，也没有人到他们身边去听，大多数同学认为他们4人都是有逆向思维倾向的人，产生一定的惧怕心理，对他们敬而远之。他们对中学的课程不屑一顾，常听他们说大学的课程诸如微积分之类早已经自学完了。他们在校的学习成绩并不是很拔尖，因为他们根本没把心思放在中学课程上。
“彭德怀是一个为民请命的人”
郭世英最爱读政治、哲学、经济方面的书，在他十六、七岁期间，已读过了马、恩、列、斯和黑格尔、费尔巴哈、培根、康德、孟德斯鸠、斯宾诺莎等人的大量著作。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冷观一些世人瞩目的问题，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他和我有两次涉猎当时政治问题的谈话。
一次是在校图书馆，当时只有我和郭世英两人，我在看一本文学杂志，他在看报，他突然指着报上的一篇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文章问我说：“你对彭德怀的问题怎么看？”我一愣，回答道：“庐山会议早作结论了，反党集团头目。”他瞪了我一眼说：“你怎么没有自己的思想？我认为彭德怀是一个为民请命的人，我相信，历史会对他作出公正的裁决。”我不知该再说什么，突然我想起一件事，顺口答道：“我天津有一个表兄去年对我也这么说，他说彭德怀早晚得平反，只是时间问题。”他点头道：“没错，你表兄有见识！”我忽然意识到自己说走了嘴，忙悄声对他说：“你可千万别对别人说我表兄说过的话。”他竟然笑了起来，说：“你呀你，放心吧！”
另一次是在草地旁，当时我正在翻看着毛主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两本小册子，郭世英问我：“你对两论怎么看？”“经典，经典！”我连声赞道。他点了点头，瞬间脸上又流露出凝重的表情：“不错，毛主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他搞的三面红旗违背了自己的哲学，想在一夜之间在中国建成共产主义，是好心办了错事。更遗憾的是他不善于接受别人的批评意见。实际上，赫鲁晓夫对中国的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大跃进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我不禁打了几个寒颤：“你是说毛主席也有缺点？！这是不可能的！”郭世英看我紧张的样子，反而轻松地笑了起来：“你真是书呆子，毛主席自己都说过，除了婴儿和死人以外，都会有缺点和错误。毛主席怎么会没有缺点和错误呢！”
我不想再和他谈这个危险的话题，问他：“你手里是两本什么书？”他将书封面摊给我说：“《联共党史》和《斯大林传略》。”“啊，都很经典吧。”我惊叹道。他的嘴角却流露出轻蔑的一笑说：“是啊，只可惜里面不少与历史事实不符，到处是错误结论。”我一听又是吓了一跳，问道：“你又发现了什么问题？”他稍眯了一下眼睛说：“托洛斯基、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的政治观点和列宁、斯大林有分歧，因此遭到暗杀和处决，这是斯大林一手制造的冤案。这只是其中的几件事。”我很为世英担心。我告诫他说：“世英，你这些思想与上面的提法差异很大，是危险的，弄不好是要被批判的。”他却坦然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将他的目光移向远方，那目光像是两把利剑，似乎要把远方的山都穿透。停顿了片刻，他坚定地说：“面对真理我无所畏惧。”他那眼神我至今难以忘怀。
超乎常人的奇特思想
高中毕业以后，郭世英进了北京外交学院，孙经武进了哈军工，叶蓉青被录取到西安某军医大学，张鹤慈考取了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
1962年4月，郭世英来我家找我，他说，现在国家经济很困难，不把重点工作放在经济上，还在高谈“阶级斗争”。这样下去以后会出乱子的。又说，他不想学外交了，想转学到北大哲学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中国建设。他说，你爸是北大教授，带我去一趟哲学系吧。
我把他带到了哲学系，系里的负责人一听说要转系，很不以为然地说：“这是北京大学，怎么能随便从外校转来呢？”当郭世英拿出父亲郭沫若的亲笔信后，那位负责人大吃一惊，态度即刻大变。不久，郭世英转到了北大哲学系。
郭世英等人这一系列超乎常人的奇特思想，在当时一般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当时极左的政治气氛，必然成为热烈追求自由平等思想的郭、张、孙、叶等人思想反叛的土壤，以后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特殊案件也就不奇怪了。
“我们从来做我们认为是正确的事”
1963年春季的一天，郭世英、张鹤慈突然气喘吁吁、踉踉跄跄、满身泥泞地闯进了我家。我急问他们出了什么事？他俩情绪稍稳定后，郭世英又显出他平时凛然自若的神情说：“别问了，快让我们洗个澡，在你家暂避一下。”我即刻带他们到浴室洗澡。
父亲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是郭世英和张鹤慈，他们可能是遇到了“麻烦”，在咱家暂避一下。父亲沉吟了一下，什么也没说，转身又回他的书房里去了。
郭、张二人洗完澡后，我悄声问道：“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做了不该做的事？”郭世英坚定地回答说：“没什么，我们从来做的都是该做的事，我们认为是正确的事。”我疑惑地点头说：“那就好。”张鹤慈说：“万石，你就别问了，你也管不了，绝不会给你添麻烦的。”我又有些心悸地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他俩在我家又坐了约20分钟，道谢后就离去了，想不到这次离别，竟成了我和郭世英的永诀。
不久以后，我就从当时在北京农业大学读书的妹妹阎万英口中得知郭世英惨死的噩耗，她说外界传说是自杀，实际上是那些“造反派”把他从楼顶上推下去的!
对于郭世英的死，我感到十分震惊和悲痛。郭世英与我同龄，论月份比我大一个月，死时年仅26岁。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有才能的人，在政治学、哲学、经济学方面都有许多独特的见解。更可贵的是他的忠耿、执著、坚持真理及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北京青年报》7.10 阎万石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