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7年,丁文江出生在江苏泰兴一户乡绅之家。年仅14岁便东渡日本,研修新学。一年半后,又赴英国
丁文江笃信科学无所不能,不但适用于自然研究,而且能应用于人文研究。由于常年在外奔波,使他对当时社会的黑暗和政治的腐败,较一般知识分子有着更为真切的了解。为改造政治,他与胡适等人于1922年创办了《努力周报》,发表大量文章力促“好人”出来从政,认为由“好人”组成政府便可政治清明。循此原则,《努力》的三位核心成员于1922年9月入阁,分任总理、财政部总长和教育部总长,被戏称为“好人内阁”。但他们所谓“好人内阁”被军阀玩弄于股掌之间,仅存在两月便被迫解散。
然而,丁文江却依旧保持着“干政”的热情,幻想“改造军阀”。他对各路军阀的籍贯、年龄、出身、生活习惯、彼此关系、部队数量等各种情况了如指掌。他总认为,这些军阀天资颇佳,只可惜因未受过现代教育而不能造福于社会。1926年5月,孙传芳任命他为“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他正要一展平生抱负,但要打倒包括孙传芳在内的北伐开始,期望有益于社会的丁文江在北伐军占领上海前夕不得不辞去职务,并被北伐军通缉。
这无疑是一次沉重打击。丁文江一次次力图改造军阀,企盼他们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结果被军阀玩弄于股掌之间,而且因与军阀合作而久久不为世谅,给他的一生蒙上一段难以消除的阴影。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一度消沉的丁文江再度振作起来,丁文江在从事科学研究的同时,又对“天下事”广发议论。在《假如我是蒋介石》一文中苦心劝蒋:“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立刻与共产党休战”等等。但这一切,仍是一厢情愿。
丁文江始终坚信“科学方法”能解决一切问题,通过“说理”可以使恶人从善。但动荡不已的社会现实却一次次将他嘲弄,他也只能自嘲地感叹:“我们这班人恐怕只能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罢!’”此中隐含着多少生逢乱世的近代文人令人心碎的感叹与悲哀。
(《扬子晚报》7.16 雷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