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7年，丁文江出生在江苏泰兴一户乡绅之家。年仅14岁便东渡日本，研修新学。一年半后，又赴英国
丁文江笃信科学无所不能，不但适用于自然研究，而且能应用于人文研究。由于常年在外奔波，使他对当时社会的黑暗和政治的腐败，较一般知识分子有着更为真切的了解。为改造政治，他与胡适等人于1922年创办了《努力周报》，发表大量文章力促“好人”出来从政，认为由“好人”组成政府便可政治清明。循此原则，《努力》的三位核心成员于1922年9月入阁，分任总理、财政部总长和教育部总长，被戏称为“好人内阁”。但他们所谓“好人内阁”被军阀玩弄于股掌之间，仅存在两月便被迫解散。
然而，丁文江却依旧保持着“干政”的热情，幻想“改造军阀”。他对各路军阀的籍贯、年龄、出身、生活习惯、彼此关系、部队数量等各种情况了如指掌。他总认为，这些军阀天资颇佳，只可惜因未受过现代教育而不能造福于社会。1926年5月，孙传芳任命他为“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他正要一展平生抱负，但要打倒包括孙传芳在内的北伐开始，期望有益于社会的丁文江在北伐军占领上海前夕不得不辞去职务，并被北伐军通缉。
这无疑是一次沉重打击。丁文江一次次力图改造军阀，企盼他们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结果被军阀玩弄于股掌之间，而且因与军阀合作而久久不为世谅，给他的一生蒙上一段难以消除的阴影。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一度消沉的丁文江再度振作起来，丁文江在从事科学研究的同时，又对“天下事”广发议论。在《假如我是蒋介石》一文中苦心劝蒋：“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立刻与共产党休战”等等。但这一切，仍是一厢情愿。
丁文江始终坚信“科学方法”能解决一切问题，通过“说理”可以使恶人从善。但动荡不已的社会现实却一次次将他嘲弄，他也只能自嘲地感叹：“我们这班人恐怕只能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罢！’”此中隐含着多少生逢乱世的近代文人令人心碎的感叹与悲哀。
（《扬子晚报》7.16 雷颐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