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宝林(左)、刘宝瑞(中)、马季在表演相声
当相声不再讽刺的时候，人们便开始讽刺相声。幽默的精髓在讽刺，一个丢掉了讽刺的相声，也就丢掉了幽
默。丢掉讽刺的相声，正如今天的相声所呈现的，变成了丝毫不能令人回味的贫嘴、滑稽、插科打诨，相声本来可以成为中国最幽默的脱口秀形式，而今天，却越来越丧失掉听众。
两段相声 不一样的命运
1956年，思想活跃的天津曲艺作家何迟，与著名相声艺人马三立联手，创作出了相声《买猴》与《开会迷》。他们对各行各业工作岗位上的“马大哈”以及存在的官僚形式主义进行了惟妙惟肖的讽刺嘲弄。
尽管《买猴》一度引来争议，仍然大获成功。“毛主席来天津视察工作，还握着我家老爷子的手说，买猴子、买猴子。”马三立的长子马志明忆起当初。
1957年，何迟又乘胜追击，一气呵成写就了《统一病》。“《统一病》就是讽刺那时，整个社会‘穿一样的衣裳吃一样的饭，一样的思想说一样的话’。”老相声艺人田立禾说。当初完稿后，他将其连同一封请审信一并呈送有关部门，以期组织上对他的作品提出宝贵意见。据说一位管文艺的领导看后，当即在扉页上大笔一挥：此人对社会主义制度为何如此仇视……这是对我们社会主义改造和城市工作的严重诽谤。
随即，何迟被打成右派。1958年年底，因与何迟的合作，马三立受到牵连打成右派，十年文革更是举家下放农村。
不要给主席讲大道理
“一篇好的相声就是一篇好的讽刺文学……欣赏讽刺文学是我们民主主义的一种表现。”1957年反右扩大化时，热爱相声的老舍发自肺腑地呼吁。相伴而生的是，歌颂型相声的代表人物马季、常宝华等人的崛起胜出。
马季师承侯宝林等名家，又能将所学融入创新中去，是当时的“新星”。文革前，他歌颂全国劳模张富贵的相声《画像》，受主席的激赏。
“那个时候还是有讽刺的。但那种讽刺比较皮毛。一旦涉及到政治、涉及到科级以上的干部，就很少讽刺了。像咱们看那相声，不都是‘科长怎么样’？再有的就是我们自嘲的一些社会不良现象了。”沉吟片刻，马季的同门、老相声演员郝爱民开口言道。
60年代，郝爱民曾和马季跟随着四位师傅，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郭全宝同入中南海表演相声。
“如今为主席说过相声的人就剩我一人了。”这使他感慨万千，“1960年开始，我们每周三晚上都到中南海紫光阁为国家领导人说相声，后来又增加了每周六在春藕斋演出。演出之前，主席先坐在里间休息抽烟。主席从不抽完一支烟。等秘书发现他抽到半支时，那就是一个信号了，意味节目要上场了。我们赶紧去小间换好长衫，一排站好。那会，每个演员有个法定时间，每段相声再长不得超过3分钟。10点半左右，主席进来了。主席坐在专座上，先看京剧后听相声。他听新相声，更爱听传统相声，特别是侯先生的《关公战秦琼》。侯先生为主席一共说了100多段相声，多数都是传统段子。表演之前，他的秘书就交待过我们，就是要让主席笑。让他笑了，休息好了就行了。不要给他讲那些所谓歌颂的，他可不是要来听你讲大道理的。”
1965年，人们至少还能听到马季的相声。到1966年，马季也被打倒了，随后下放嫩江。最惨的要数单口大王刘宝瑞，活活斗死在北京房山农场的田间地头。
1974年，为让身体不佳的毛主席开怀，中央电视台让久未说相声的侯宝林、郭全宝，合说了一百来段传统段子，并制作成了录像。
文革结束后，一度相声如雨后春笋，空前繁荣。
这期间热门的，要属马季的《舞台风雷》、《白骨精现形记》、常宝华的《帽子工厂》、《狗头军师张》等。姜昆与李文华合说的相声《如此照相》，辛辣地讽刺了文革时期，人人无时无刻不背诵毛语录的现象，受到欢迎。
但凡聊及这一时段，无论天津北京，老少相声演员的观点也是空前一致―――
那是段畸形的辉煌期。人们的笑声禁锢得太久了，太渴望笑了。哪怕你上台随便说一句，您来了，他们也要乐半天。
当时上下一致，矛头对准了一个靶子―――王张江姚，讽刺他们一点问题没有。
最逗的是，相声不再逗人了
提起80年代的相声，人们津津乐道梁左写的段子，《虎口遐想》、《电梯奇遇》、《大新闻》、《小偷公司》。
梁左在世时对相声的思考，我们仅能从他朋友的支言片语中，窥知一二：
他觉得相声上春晚，说的时间根本不够。相声需要“三翻四抖”，在不到5分钟节目时间里，根本没有“翻”的时间。讽刺型相声想上电视，就要苛求分寸与内容。如果一旦涉及社会敏感话题，基本不保。
“他心里有过不平。他说我一个段子哼哧哼哧写半天，别人都拿去发财了，我算怎么回事？”与梁左相识的陈连升补充道。
天津曲艺作家王鸣录很理解梁左的这一想法。他以为这也是九十年代后相声呈现滑坡的一个原因。
在经济大潮冲击下，沉下心来创作的人不多。当发现自己辛苦的产出，捧红了一个个相声明星后，而自己一次性的所得竟与之相形见绌时，谁能完全做到心理平衡？这种情形下，怎会产生精品？
“相声最好是相声演员来写，因为他们懂得其中的窍门。往年间的艺人们肚子里装着五六十个段子。现在我问一些相声演员，他们中间顶多就会四五个老段子。老段子是经过了艺人们的实践得出，千锤百炼流传下来，那是几代人的心血结晶啊，没有这个底蕴，他们就写不出来。就算他们想搞点讽刺性的东西，也不会运用这种手法。”漫画家方成心疼地说。
2002年，中央电视台开始在五一黄金周举办全国相声大赛，还有其后的几届大赛，有人讽刺为“看不到相声的相声大赛”。
如果蜜蜂没有了刺
相声演员们委屈啊，有人抱怨长官意志对相声的干涉。
老演员常宝华3年前曾对我说：就我遇到的事，除了有时间限制，还有命题限制。有次我在外地演出，有人就事先打招呼，你千万不能说“梦想成真”四个字，因为他们的台长做的梦不好，你看多奇怪！
有人不满相声审查过于苛刻。相声演员李增瑞记得，1995年春晚，他们准备了相声《方言外语》，整个剧组一致通过。
“结果因为台长的一句话，说这个节目讽刺我们中国人不会讲英语，它就被枪毙了。”他为此挺纳闷，中国人不会讲英语，不也很正常么？
“不要想出名时就想到电视。到哪儿都有要守的规矩，不服不行。很多人上去前，不都备着个七八个节目？大春节闹喜庆，你来个交通堵塞、官员腐化、环境污染、住房困难，这4个节目要往那儿一堆，整个气氛全完。”一位在央视文艺部工作多年的节目监督道。
作家肖复兴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切都行政化了。行政化以不同形式不断渗透在各种文化当中。我们的审查制度是必要的，但有些违背了艺术的规律，在客观上对相声造成了一种很大的制约。加上一些行政策略并没有真正梳理相声与现实的对应，使得相声越来越向晚会化、搞笑化跌落。相声的讽刺性在减弱，相声对现实采取了一种回避，或者是绕着弯地讽刺。如果将相声的讽刺比作蜜蜂尾巴上的刺。那么这根‘刺’既是别人摘的，也是我们自己摘的。”
郭德纲在《论五十年相声之现状》里发牢骚：“和尚俩字不能说，非典俩字不能说，印尼海啸不能说，文革俩字不能说，不能说的太多了，能说的没有什么了……”
如果说冯巩是90年代相声的突出人物，那么，郭德纲则是2006年相声界冲出的一匹黑马。走红时，他放言“我的相声不是教育人的，就为了逗乐”。
嘻哈包袱铺的创始人高晓攀，被一帮80年后90年后的粉丝视为偶像派相声演员，他说:“毛主席说过，我们要从群众中来，回到群众中去。我们说相声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人乐，只要不脱离相声的语言特色。既然要让人乐，里面必然有俗的成分，这就要看你怎么说了。”
(《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30期 彭苏 任明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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