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重男孩之死
宋栓柱怎么也没想到，一场看似普通的发烧会要了19岁儿子宋腾的命。更让他想不到的是，120关键时刻“那么不靠谱”。
宋栓柱家住北京朝阳区定福庄北街某楼6层。8月13日凌晨，宋腾开始发烧，体温在38℃以上。9点43分，宋栓柱第一次拨打120急救电话，他特
十多分钟后，朝阳区急救中心红庙急救站一名女医生致电宋栓柱询问地址，宋栓柱再次强调了儿子的体重及担架问题，不料对方告诉他，车上担架无法承载宋腾，让他请求120另外派车。
11点半左右，救护车才到。对于救护车为何将近两小时才赶到的问题，朝阳区急救中心副主任呼冬鸣表示，该车途中得知宋腾超重，向市急救中心汇报后，市120调度员让急救车先不要去，中途返回。但市120调度指挥中心随后改变主意，要求该车还是先去现场。10点20分，朝阳急救中心第二次将该车派出。从红庙到定福庄大约只有20分钟车程，但救护车竟然在1个多小时以后到达。
此后，又来了第二辆救护车，第一、第二辆车既没带来更结实的担架，医生也没有采取抢救措施。下午1点，第三辆救护车赶到，司机带来了一副承重250公斤的板式担架，众人才合力将宋腾抬到楼下。
下午1点41分，宋腾被运抵民航总医院，抢救5个小时后死亡。此时，离宋栓柱第一次发出求救信号大约9小时。
宋栓柱认为，市120调度指挥中心指挥失当。熟知120调度指挥系统的郑志解释说，在不包括朝阳区的7个主城区，120实行“直接调度”，作为城八区惟一的例外，朝阳区实行“二级调度”。这意味着朝阳区各急救站救护车的直接调度者是朝阳区急救中心，而不是市急救中心。但按要求，救护车得到指令后须在两分钟内出发。根据他们掌握的情况，第一辆车并未在要求的时间内出发，迟滞时间不短。后者接警后如何调度、救护车为何延迟出发不得而知。
宋栓柱先后赶到市急救中心和朝阳区急救中心进行交涉，“他们承认120有责任，救护车到得太晚，急救医生到达现场后未采取有效措施”。宋栓柱称对方表示将启动医疗责任险进行赔付。
一家独大时代
据上世纪90年代进入市急救中心的医生谭帅回忆，那时市急救中心只有百十号急救人员、七八十辆救护车，不到现在的1/5，而且当时还没有999。不过那时北京没现在这么大，人没这么多，路也没这么堵，“那时主城区也就到三环，从和平门出发跑一趟通州、门头沟都很快。夜里有两辆车在外头转悠，全北京都够了”。
据谭帅介绍，直到他参加工作那会儿，市急救中心仍然承担着绝大部分出车任务，只有很少一部分任务会派给各区县的急救站。因无须与其他部门协调，调度指挥相对迅捷，监管亦更加直接。
市区两级博弈
到2008年，全市挂120牌子的急救站约200个，其中只有约20家直属市急救中心，其余均隶属各区县。这意味着120系统的大部分出车任务，市急救中心接警后须与各区县急救力量协作完成，因为多了一个中间环节，“二级调度”反应速度不如“直接调度”，在信息的准确传达方面亦不如后者。
谭帅说真正麻烦的是监管环节，市急救中心直属急救站，人员车辆如果出现问题，调查取证及处理都相对简单。可如果问题出在各区县急救人员身上，调查处理就复杂了。市急救中心对非直属急救站没有任何制约能力，经常出现人员车辆不到位，不愿意接受指令或者根本不派车的情况。
试点垂直管理
专家认为，要从根本上化解市、区两级急救部门权责不清的问题，必须革新机制，实现垂直管理。不过谭帅认为，实现垂直管理难度不小，因为牵涉到行政、人员、编制、财政等诸多问题。比如，为了备战2008年奥运会，市急救中心购置了数十辆奔驰救护车。奥运会结束后，市卫生局想把这批车分给各区县急救站，但未获有关部门同意，“几千万的车，一年多了就搁那儿日晒雨淋”。实现垂直管理还须协调与各区县的关系，这同样不容易，“这一部分资源掌握在自己手里，办事更方便，区里当然不愿放手。”谭帅一语道破其中奥妙。
迅速崛起999
2001年，120迎来了强劲对手999――北京市红十字会紧急救援中心。8年来，999迅速壮大，目前在全市共有62个急救站，约为120的1/3；救护车102辆，约是120的1/4。999据此认为，北京急救市场远未饱和，双方处于一个共赢的竞争状态，发展空间还很大。但120方面认为，一个城市存在两套急救系统容易引起混乱。
作为一名120一线急救医生，谭帅常常会与999“短兵相接”。让他感受最深的是，999实行公司化运作，机制体制比120灵活得多，“我们的经费来自财政拨款，买设备、上项目，必须提前一年做预算，他们领导一拍板，这事儿就办了”。而在另一方面，双方竞争又存在“不公平”因素。2005年，根据市卫生局要求，市急救中心停止院内接诊，专事院前急救，999则一直院前、院内一起做。
谭帅说，院前急救都是贴钱的，救护车每跑一公里要贴几块钱，只有院内接诊有利可图。现在120靠财政拨款做只贴不挣的“院前”，999却可以通过“院内”赚钱。
谭帅认为，两大急救系统必须整合，也完全能够整合，奥运会期间双方曾建立联系机制协同作战，效果相当不错，“为什么平时就做不了？这就是部门利益的问题。”
行业生存困境
谭帅回忆说，他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工作内容和现在颇不相同，那时很大比例的患者需要进行现场救治，而现在，这一比例已大幅降至20%左右。急救人员出车去现场，大部分做的是相对简单的转运工作。
他说这和人们健康意识的增强有很大关系。在过去，人们一旦生病是先扛着，实在不行了才会去医院；而现在，稍有一点头疼脑热都会很重视，有些患者完全可以自行去医院就诊的，也会求助120。
按规定，只要患者有需要，不管是什么毛病，120都必须出车，久而久之急救人员难免产生情绪，“学这么多年医，整天就干一搬运工的活儿，难免有人觉得大材小用。”谭帅说，这样的因素在宋腾死亡事件中可能也是存在的。
谭帅表示，这也反映出我国在急救制度方面的立法空白，“患者什么情况下可以打120，急救人员什么情况下必须出车，什么情况下可以不出车，都没有法律依据。你明明可以自己去医院，非得120跑一趟，成本多高啊”。
谭帅说困扰急救医生的问题不仅于此，这个行业的生存困境，已经成了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他去报考全科医生的职称，人家说你这样的不能报全科，“那你告诉我能报什么？那人查半天，别的更报不了。”他说作为急救医生什么都得懂一点，因此什么都不精，这让他们在职业发展上十分尴尬。
而在待遇方面，在市卫生局所有下属单位中，市急救中心排在倒数几位，多种因素让很多医生不愿踏入这个行业，“人才荒”由来已久。
出于职业习惯，谭帅对各种与急救有关的新闻报道十分关注。7月28日，东五环发生严重车祸造成7死1伤，当时应急车道被挤占导致急救人员无法达到现场，这一情节引发强烈关注。这样的悲剧同样让谭帅心情沉重。他说，急救并不完全是120、999的事儿，市民素质亟待提高。
他说看问题不能光看表面，比如宋腾之死，如果最后就是处理那么一两个责任人，深层问题得不到解决，“这事儿就没太大意义”。
(《京华时报》8.26 欧钦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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