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文学艺术家、翻译家）：“一望之下，是一片红旗的海”
休息室中，恩来同志对我和丁玲说：“你们得描写这个场面。”但我们不约而同地回答：“语言太不够，太无力了。”阅兵和游行到10时后才毕。
10月1日，当我看到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冉冉升起的时候，真是感慨万千，泫然欲涕。我们这个有五千年文化的古国，经历了数不清的苦难，终于像旭日东升一样，重新站起来了。我自己，也终于盼到了这一天，可是，有什么办法能把这个喜讯告诉已经牺牲了的同志呢？我想起了郑汉先、庞大恩、何恐、童长荣、洪灵菲和柔石、冯铿……这些英勇献身的烈士。……开国大典之后不久，毛主席召开了一次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当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从进军西南谈到长征的时候，毛主席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我说过长征是宣言书、是播种机的话，但千万不要忘了迫使红军长征这一惨痛的教训；现在我们要开始建设了，忘记了这个教训，“前面乌龟爬泥路，后面乌龟照样爬”，那就会犯更大的错误。他说，建党二十八年来，我们犯过两次大错误，一次是1927年的右，一次是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左，一右一左，都大伤元气，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总结经验，接受教训。（辑自日记)
张元济(商务印书馆董事长)：“游行欢呼声至夜半方止”
晨微雨，午饭后渐晴霁。是日通知下午3时在天安门楼上行政府成立礼，升旗、阅兵、游行。余挈英儿同往。拾阶而上，见游行队列坐广场，蜂屯蚁聚。届时赞礼宣布开会，作乐鸣炮，宣读公告。继朱德阅兵，先步兵，后机关枪，次炮兵，次海军，继骑兵，继坦克车而飞机则翱翔上空，寥寥无几。行伍行毕，游行方始。余即率英儿下楼与胡子昂同车归寓，时方6时。8时半即睡。闻外间游行欢呼声至夜半方止。（辑自日记）
杨沫(作家)：“这胜利、这欢乐，是我们多少同志、多少人民的鲜血、头颅换来的呀！”
这个日子是人类、是中国、是我永生不忘的日子！现在，听吧，街上锣鼓喧天，坦克、大炮、装甲车等重武器，在东单广场上庄严地陈列着；陆军士兵带着不可侵犯的神情，威武地站在他们的装甲车前岿然不动――他们将这样威严挺立，等待全北平?人民的检阅。
政协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正式成立了！全北平，以及郊外几十万人民正在天安门前开庆祝大会。新的红色五星国旗，正飘扬在北平的大街小巷；红灯高悬在许多商店、住户门前。几天来，街上人山人海，昨晚电车都阻塞不通了。我因动手术后身体才复原，领导叫我在机关看家。午前10时，我坐着人力车，向南走来时，东西大街不能通行了，我是坐车绕到南小街才过来的。坐在车上，看看飘扬的新国旗，我突然因乐极而生悲。我想到这胜利、这欢乐，是我们多少同志、多少人民的鲜血、头颅换来的呀！立刻，许多牺牲了的同志的面影在我心上清晰地闪过。立刻，我眼里的喜泪变成悲泪，深惜我那些战友没来得及看见今天的盛况……（辑自日记）
潘光旦(社会学家、清华大学教授）：“竟日天阴，无烈日，亦是天公作美”
六时半起，七时许至大操场集合，系中师生眷属同为二小队，队各六人，旁行者提五角星红灯，出南门时云亦加入。八时许搭车至西直门，复整队步行，至新街口，同人、同学恐余等太吃力，为雇三轮至端王府夹道北大工学院小憩，又搭车至西单迤北某胡同口，舍车归队。十二时入天安门广场，在中华、天安两门之间，原有银杏等树又被清除，殊觉可惜，然非此不能成为广场也。场中整队来集之单位已甚众，闻多至20万人，每人只得两三尺隙地，除起立与席地坐外，无回旋可能。三时准时开会，主席坛报告略可闻见，但不清晰，扩音布置尚欠周密，坛上人众及坛下阅兵，则均渺不可接，自四时至八时，除时坐时立观看人头攒动与旗旌扬外，一无所见。只五时许有飞机小队绕场三匝，入晚有连珠花炮迸发，为略破单调与厌倦，余坐多于立，更不免坐井观天之感，云之光景略同，好在所携食品不多，且知所以量入为出，竟日未尝发生便溺之需要，否则更将不堪耳。八时始出场，作提灯游行；清华人数特多，仪仗队尤整饬，过天安门前时，似曾受当局特达之措意，稍稍弥补在场时局促难安之情态。队伍至长安街南长街口时，余与云及其它三四同人即退出，另搭三轮至西直门站，候至十时半又归队，惟因调遣车辆仍须久候，徇同学意，先搭客车返校，亦已十一时许矣；大队返清华园则在午夜二时以后。余体力尚可，游行时出汗较多，余无所苦，设云未同行，或将支持全程；惟云居然亦颇能撑持，则殊出意料，竟日天阴，无烈日，亦是天公作美，云略贫血，最晒不得也。（辑自日记）
胡风(文学理论家）：“时间开始了”
胡风参加了开国大典，但他的日记很简单：“下午三时，天安门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阅兵，人民大游行。典礼与阅兵从三时到六时，群众行列从六时继续到九时一刻。”
但“自从那次参加先农坛庆祝党生日的晚会和不久前参加的开国大典以来，（胡风）脑海里出现了很多形象和诗句，他开始创作长诗《时间到了》（后定为《时间开始了》），除了和一些比较相知的朋友聊聊天外，差不多整天都被创作激情燃烧，忘却了人间的一切纠缠不休和苦恼，日以继夜不知疲倦地写着。每写成些章节，就给青年诗人鲁煤、许放、于行前等人朗诵，征求他们的意见。几天后，第一乐章《欢乐颂》就写出了，并将它改好抄出，交给了《人民日报》。……这是建国以来第一部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领袖的作品，道出了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心声，朋友们见到他时都不约而同地表示了赞赏。（辑自梅志《胡风传》)
巴金(现代文学家、翻译家、出版家）：“这是一个震惊世界的事实”
10月1日那天，巴金是有幸站在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台上见证开国大典的少数文化代表之一。一年后，他追忆道：“一年前的今天，在北京，夜晚十点钟以后，我从天安门回到了宿舍，听着远远近近的锣鼓声，我兴奋得不能合眼，我坐在桌子前面，拿起笔在纸上写着，我一直写到深夜。我反复地写着同样的一句话：‘占人类总数的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百年来有多少撕裂人心的痛史！有多少不平不义的故事！有多少牺牲掉的有为的生命，埋没掉的卓绝的才能！还有无数说不尽写不完的奇耻大辱啊！然而现在那一切，那一切都过去了，都像梦魇一般地过去了！是永远不会再来的了！因为我们中国人已经站起来了。这不是一句空话。这是一个震惊世界的事实！所以我们怀着快乐的、感激的心来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这些场景在巴金的脑海里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十年后当他回想起时仍然十分激动，他说：“一个幸福的时代开始了”。
马寅初(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兴奋而又忙碌
1949年的马寅初是兴奋而又忙碌的。他忙于参与制定《共同纲领》，忙着讨论国名、国徽、国歌等各种方案，作为国内知名的经济学家，他还忙于为稳定新中国的经济金融秩序出谋划策。在这段兴奋与忙碌的日子里，马寅初也偶有不愉快。一个不快的感觉就是当人们见到毛主席的时候，出于敬佩与崇拜，由衷地高喊万岁。这让经过民主训练的马寅初有些不太适应。
周一良(历史学家)：“听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感到万分激动”
清华园和平解放了。解放之初，在大礼堂演过多次解放区来的歌剧，如《赤叶河》、《血泪仇》等。表演虽然粗糙，但都是揭露封建地主的题材，对我们比较新鲜，感到富于吸引力，颇受教育。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听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感到万分激动。(辑自《毕竟是书生》)
(《北京日报》9.28 散木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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